（接上文）

北京在“三亨”“两慎”开业前，钟表业大多是以维修为主的小钟表店。亨得利在北京开业，是北京钟表行业的一大进步。因为亨得利不仅维修各种钟表，更主要的是销售西方瑞士的各种名牌钟表。有欧米伽、浪琴、劳力士、天梭、西马、梅花、罗马等名牌怀表和手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怀表比手表受顾客欢迎。怀表从外形上分，有平面怀表和闷壳怀表两种。

平面怀表是表蒙子外没有外盖，看时间方便。闷壳怀表是在表蒙子外有个外盖。把表盘闷盖在内，因之称“闷壳”。这种怀表虽然比平面怀表厚、蠢，但坚固，表蒙子不易磨坏打破。从机件构造上，又分普通计时表和打簧表两种。打簧表的表心内装有一组打击发音的机件。只要扳动表壳上的板动器，表就会发出悦耳的敲打声响，响几声，就是几点。有的还能报刻、报分。夜晚睡觉，在床头放只打簧表，一觉醒来，不用开灯，一扳动打簧表的扳动器，就能知道时间。从表壳上分，有一般钢制的，有银制的、珐琅的，还有黄金的。

以上各式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货色俱全。此外，还有一种特制的“亨得柳”牌子表。这种表，是30年代上海享得利在瑞士定制的。该表都是银闷壳，表盘上标有“亨得利”字样。这批“亨得利”表，不仅走时准确，而且外观漂亮大方，是当时的畅销货，为一时名表。

1945年前，北京市场上的手表都是小三针式，就是表盘上中心为时针和分针，下边有一个小秒针。当时，以长方形手表为流行。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经营的小三针男女手表都是瑞士名牌货。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向以卖欧美货闻名，但是七七事变后，无奈也得进日本货。当时日本生产的眼镜和钟表都无法与欧美货比，特别是手表。日本最好的表是“精工舍”牌，次之为“西其僧”牌，最次是“亚细亚”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洋“游泳夜光手表”大量涌进中国市场。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柜台里摆满了这种手表。这种表都是“大三针”式。从此，“小三针”手表被顾客冷落。

大钟不是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主要商品。该店的大钟分挂钟和座种两种，但不论挂钟或座钟，都是德国名牌“双箭”和“宝星”木楼钟。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经营的眼镜，有德国的“蔡司”和英国的“克罗克斯”、“托力克”等名牌镜片。镜架有英国的白金架和黄金架。少部分是日本货和上海产的国货。亨得利眼镜部还设有验光室，为顾客验目配镜。

除经营钟表、眼镜等商品外，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还经销留声机。这种留声机是手摇式的，都是从欧美各国进口的。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虽以销售钟表、眼镜商品为主，但也及重视钟表修理业务。三四十年代，该店善修老表、难修之表，闻名全市。

在一般钟表店，修理工都不敢接“油丝乱”、“缺轮齿”、“断摆尖”等难修的活，也不愿修机件复杂的打簧表。有个顾客，一只心爱的打簧表不走了，他跑了多处钟表店，都说修不了。最后，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只用了一星期就给修好了，而且走时准确，打点报时无误，受到顾客的赞扬。

还有个外国顾客，摔坏了一只劳力士手表，很多钟表店都说修不了，也是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修好的。王府井大街亨得利所以能修老表、破表，一是该店有几位修理钟表的能工巧匠，一是该店修理部组织健全，质量检查严格。过去，该店有钟表修理师傅十二三人。其中一人为“接修”，也就是修理工的“头儿”。做“接修”的人，必须技术好，只要收下的活，别人修不了，他必须能修，而且见识要广，认得各种牌子的表。“接修”坐店堂，直接从顾客手中接活，然后分给后边车间工人修。

车间里分两组，一组修各种怀表和手表，另一组修大钟和留声机。车间里修好的活，交给“接修”检查验收，而后，才能交给顾客。该店规定，凡有返修之钟或表，都交原修活之人检修。修钟表的工人，都把返修活当做耻辱。谁连续出现几次返修活，就是没有被经理辞退，碍于脸面，也要自动辞柜离去。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很讲究做买卖的生意经。当时该店的顾客，都是外国人和有钱有势的中国人。所以，他们很注意门面的装修和店堂的布置。与北京传统风格不一样，亨得利店门面装有大玻璃橱窗，两扇玻璃推拉门。店堂里四周为玻璃货架，当中设两个大玻璃柜，都带着北京少见的“洋”味，使一般顾客望而却步，不敢进去。这就叫“店大欺客”。店里要求站店堂的店员、必须容院端庄，衣着干净整齐，穿西装、皮鞋，而且必须系领带。为此着装，亨得利还给店员补助。亨得利的店员都会看人，凡是坐车来的，身边跟着随从的顾客，都要远接近送，热情招待。

亨得利的商品，虽然都是明码标价，“言不二价”，但是，他们经常以优待老顾客和看朋友的面子为由，在原定价上打折扣，让价钱。这样，既把生意做了，又拉住了顾客。有时他们针对一部分顾客“只要价钱贵就是好商品”的心理，在把店中最好、最贵的商品给顾客看了，而对方还不中意的时候，就将同样质量、同样价钱，只是外观有些不同的商品，拿给顾客挑选。但是，价钱却要得高。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顾客会很高兴地把表或眼镜买走。

北京“三亨”的经理都是王惠椿。而王惠椿一人不能照顾三处，所以，他把前门外观音寺亨得利作为北京亨得利的总店，他坐镇总店，派周兴昆、俞伯衡为协理，管理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和西单北大街亨得利。店中职工待遇都是工资制和提成制，也就是固定月工资加根据每月售货额的多少提取报酬。亨得利职工除学徒外，都是上午9点开店门上班，下午6点关店门下班。在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无家的，店中提供住宿。北京“三亨”的职工，大部分是浙江的老乡，少数是北京人。店中招收学徒，挑选极为严格。进店学徒需有两个保人，保证在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不违犯店规，服从管理，如果出现问题由保人负贵。此外，学徒还需试用三个月，优者留用。三家享得利共有职工七八十人，王府并大街亨得利生意最兴隆，职工也最多，有三十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做了约一年的好生意。从1947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北平社会不稳，物价飞涨，买卖就不做了。在北平解放前夕，王惠椿去了香港，在香港开设了香港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又在台北开办了一座亨得利分店。

1949年北平解放后，王府井大街很多店铺在人民政府扶植下，大都先后摆脱困境，开始复苏。但是，亨得利就不同了，一是王惠椿走时，已把大量资金抽去，亨得利已成空架子。二是亨得利缺少货源。因为亨得利与一般店铺不同，它是以经营洋货为主。50年代初，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瑞士表当时还不能来。所以柜台空空，无货可卖。

尽管摆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职工面前的困难很多，但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他们一方面从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解决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收买瑞士旧表，经过修理整新后，在柜台上出售，以解决货源问题。不久，又从苏联进口“飞行”、“卡马”等牌的手表出售。可是，苏联手表既大且厚，又粗糙，而且价格还高，因此，销路不畅。多数顾客宁愿购买整新的瑞士旧表，也不买苏联的新表。直到1953年又从瑞士进口了钟表后，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困境才算过去。

1956年，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成为国营企业，改名为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从此，过去为少数人服务的亨得利转而面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得到空前的发展。1958年，天津、上海、北京先后试制手表成功，并投放市场，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手表的历史。天津手表厂采用瑞士“保铃”牌的图样，试制成功“五一”牌手表。上海手表厂仿照瑞士“依士佳”牌，生产出“上海”牌手表。北京手表厂的设备，全是从瑞士引进的，并试制出“北京”牌手表，后改为“双菱”牌。这些中国厂家生产的手表，摆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柜台里，前来买表和参观的人特别多。店中职工感到无限的荣耀。他们说：“我们终于卖上自己国家生产的手表了！”

六十年代中，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被改名首都钟表店。1980年，才又恢复亨得利老字号。但是由于不经营眼镜，改为专营钟表，故称亨得利钟表店。

目前，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已从过去的一个店，发展为三个店，除本店外，还有王府井大街路东的精工牌钟表专修店和东华门大街的亨得利钟表修理部，共有职工127人。亨得利的更大发展是柜台商品的极大丰富。除机械表外，大量增添了各种牌号的电子表。瑞士产的不用说，还有日本产的“精工”表和“东方”表，香港地区生产的机械、电子表。国产表除北京、天津、上海表外，还有西安、广州、深圳等地生产的各种牌号的机械表和电子表。其销售量从过去日销表几十只，发展为现在日销一千余只。

亨得利钟表修理业务过去是很有名的。改革开放后，该店提出更大地方便群众的服务方针。现在，亨得利共有钟表修理工三十多人，其中特一级1人，特二级1人，特三级3人。在北京钟表业中，他们的修理技术力量最强。特一级技师王俊明是亨得利的老职工，1984年他在全市首先设立了电子表维修站，为戴电子表的顾客解决了大问题。特二级技师黄福祥发明了洗表机。这项技术改革，使广大手表修理工摆脱了艰苦的手工劳动，并大大地提高了洗表率。

正因为亨得利钟表店的修理技术力量强，所以，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该店都是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修理钟表的指定维修点。值得提出的是段丕一、王贵臣、戴东升三位特三级技师，他们是新中国培养出的新一代修理工。他们刻苦好学，善动脑筋，既继承了老师傅手工操作的各种本领，又进一步把修理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指导实际修理。因之，使亨得利的钟表的修理水平，大大地上了一层台阶。

享得利钟表店一方面重视商店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更重视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社会效益。他们在店堂里设了服务台，专为顾客做一些零活小修，如换表带、换卡子、校正快慢以及义务咨询，解答顾客的问题，很受顾客的欢迎，经常接到各界顾客的表扬信。

1985年，亨得利钟表店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文明商店”。现在，亨得利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信心，向前迈进。

现在的亨得利钟表店在首都可算得上是遍地开花了，到处都有分店了，那么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中的另一项业务眼镜又如何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