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这里曾是退休太妃们住过的宫殿。

我今年55岁，自16岁进“宫”，就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工作。

从西华门进入故宫左拐，沿着高高的红墙一直走，就能看到西侧办公区有一扇加装了门禁的小门，门侧的墙上挂着“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牌子，我们钟表文物修复工作室就在其中。

有人说，这里就是曾经的“冷宫”，不过据文保科技部的前辈们讲：“准确地说，这里曾是退休太妃们住过的宫殿。”

现在这里可是故宫办公区域唯一安装了门禁的部门。不管是进入还是外出，都要刷卡才行，就是故宫内部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得我们科技部的同事到门口接才让进去。

除此之外，我们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开始检查、收纳工作室各种工具和当天可能装不上的零件，并尽可能早地断水断电，这是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室外还有另外单独一路电线，保证院子里的夜视摄像头和报警器能正常运转。

之所以这么严格，是因为文物在我们这里一放就是个把月甚至小半年，万一我们下班走了，水电出点问题，满屋子的文物，这谁也担待不起，必须得百分百地保证安全。

从1648年至1811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在造办处传授钟表技艺。

故宫里现存的钟表文物大概有1500件(套)，大部分都是孤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别看钟表的历史不长，但关于它的历史资料特别少，很难考证。但要说钟表来到故宫的历史脉络，这个有据可查：最早把西洋钟表带进紫禁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1年，他辗转托人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洋钟。

那会儿，宫中的报时主要是用“漏刻”和“更鼓”。突然冒出的一大一小新鲜玩意，万历皇帝十分好奇，他立刻宣召利玛窦进宫调试洋钟。

利玛窦跟管事的太监说，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制作的，能日夜指明时间，并有铃铛自动报时。还说要操作这些钟并不难，两三天就可以学会。

听了太监的报告，皇帝钦定4名太监跟利玛窦学习，让他们3天内把钟调好。3天还没到，皇帝就迫不及待命令把钟搬到身边，并专为大钟修了钟楼，那个小自鸣钟，他则随时把玩。

皇太后想从皇帝那里借去看看，皇帝怕她留下不还，于是叫来太监，把发条松开，让钟不能走动、发声，结果皇太后玩了几天，很快就还回来了。

英国说跟随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的那4名太监，是宫里最早的钟表维修工。但在此之后的40多年内，明清宫廷档案鲜有关于钟表技艺的记载，直到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这门技艺才开始传承下来。

这一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并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从1648年至1811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在造办处传授钟表技艺。

从顺治年间对西洋钟表的简单修理和粗糙仿制，到康熙年间成立造办处“自鸣钟处”，再到乾隆年间成立造办处“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走向了顶峰。

钟表在紫禁城的发展轨迹，一直带有传教士的历史印记。到了嘉庆年间，朝廷对待传教士的政策突然收紧，造办处的最后一位传教士德天赐，因踩及“红线”，被遣送回国。

这时候紫禁城内造表的工匠也学得差不多，只因为到了清朝末年国运不济，“做钟处”也不再不计成本地创制新钟了，但故宫里的钟表一直都在维修。

即使在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修理钟表的师傅还是被留在了宫里，所以我们今天说钟表修复技术是300多年间故宫唯一没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了几天，院里通知我说，马师傅看上我了，愿意选我当徒弟。

钟表修复技术的历史传承如果具体到咱们中国人，现在只能查到我师父的师父徐文璘那儿，这也是听我师父马玉良说的。

徐文璘最早在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工作，曾跟洋人切磋过手艺，他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后来他又把儿子徐芳洲带进宫，跟着他学修洋钟。

1951年，故宫文物保护科技部的前身“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第一批招进的学徒就有我师父马玉良，还有白金栋、陈贺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钟表室最兴旺的时候。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师爷徐文璘去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故宫文物修复厂钟表室只剩下我师父马玉良和徐邦洲，师父的其他师兄弟都因工作调动失散了。

1967年故宫闭馆，两年后，我师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四年后，故宫重新开放，才再回到钟表室，也成了仅有的钟表修复专家，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领头儿的。

但师父有哮喘病，身体不太好，一直工作到68岁，不幸在2000年去世.

我能进入钟表室，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我们一家都是老北京，最早住在景山东边的黄化门大街。一家人跟故宫也很有渊源，我曾祖父曾经在故宫管理清军的后勤，就是管理粮草、发发军饷一类的活。上个世纪20年代，我爷爷20来岁也进了宫，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故宫图书馆馆长，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在故宫里上班。

我小时候在黄化门小学读书，后来又读了北京91中，几乎从小就跟着爷爷，去故宫就像去自己家，对这里真的是太熟悉了，他经常跟我说，“别看出入自由，但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是公家的，必须得爱护，更不能拿回家。”

1969年，爷爷因生病不得不办了病休，也都是我一直左右照顾他。1977年，我16岁初中毕业，爷爷也在这一年不幸去世，至死他也没办退休，工作关系还留在故宫，真的是完整的一生都给了这里。

这一年，我正响应号召准备到北京郊区下乡插队，临走之前收到故宫博物院的通知，那时候还流行接班。

故宫文物修复厂的老厂长带我去各屋转转，后来转到钟表修复工作室马师傅这屋，只有他跟大我15岁的秦世明师傅在。

秦老师原本是1965年毕业分配到故宫当收银员，下放回来又到钟表工作室，跟着马师傅学修洋钟，原本1966年就该退休，因为缺人，又返聘了。

当时马师傅就问我“自己喜欢干什么啊？”我说“不知道”。他又问我喜欢动的还是静的，我就说喜欢动的，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拆过自行车，把链条拆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然后马师傅说了两字儿“挺好！”就再没说别的。

等了几天，院里通知我说，马师傅看上我了，愿意选我当徒弟。

第一天上班我记得很清楚，是1977年12月5日。那时候家里只有普通的座钟、闹钟这一类的，几乎对大型钟表一无所知……

前两年练好基本功，第三年可以接触些简单的修复工作。

到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第一年，主要任务就是拿故宫里非文物类的钟表，来回拆修安装、练手。还有就是用锉磨用来固定钟表夹板和柱子的削子，有点像现在木制的益智玩具，没有螺丝，全部用卡扣和削子固定组装。

削子可不是木头的，是铜的，要拿锉不停地磨，最终磨成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种形式的削子，主要就是练习十个手指的灵巧度，还有对使用锉的感觉，比如说用多大的力道、多长时间能锉到什么程度，都得慢慢去摸索，一点点去记录总结。

钟表文物修复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的传承还是这个流程。第一年就是打基础、入门的过程，不能摸文物，只能拿一些普通的钟表拆装练手，感觉力道的大小、轻重。

第二年，师傅开始从库房里拿出来一些最简单的文物类钟表装置，基本上就只有走时打点两个功能，以这种类型的起步，开始尝试着拆卸、维修。

平常师父干大活时，就是修大型结构的钟表时，徒弟就跟着打打下手协助拆拆零件，为零件除锈、打磨，基本上担当的就是师父助手的角色。

既是熟练技术的过程，也是磨炼性情、增强定力的一种途径。前两年练好基本功，第三年可以接触些简单的修复工作。

当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一些新生力量进来之后，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我徒弟亓昊楠，80后，也跟着我修了10年了。他总能找到一些新材料，比如清洗零件时，他尝试用进口的专业药液和专业清洗机，代替传统的煤油和手工，效果好也不伤手。

我是“进宫”三四年后，才能开始尝试着修一些复杂的具有演绎功能的洋钟。师父也会关注着我，天天都在一个屋里干活，我能干到什么程度，师父心里都有谱。

马玉良师傅每天都来得很早，到了工作室先看一眼我拆修过的、摆在桌子上的零件，虽然不说什么，他心里明白得很。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一行的呢？每次去仓库里拿那些几百年没人动过的洋钟，又是锈又是土，如果扔在大街上，没有人会觉得是个宝。

但一经过自己的手修好后，已经沉睡了几百年的它，又能“滴答”“滴答”地走起来了，而且还很准时，之前说不定还是清朝某个皇帝把玩、宠爱过的，这种触摸、连接历史的感觉，心里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有些齿轮的细微程度堪比头发丝儿，非常考验眼力和手的控制力。

钟表修复工作室至少一代当中要有一个领头的，徐文璘师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代故宫钟表修复大师，我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责无旁贷就是我了，倒不是说我有多厉害，正好因为赶到这个位置了。

第四代是我徒弟亓昊楠，最近我们正在招聘，一共四个编制，估计还能进两个人，再有新人进来就要小亓带着。

很多人也问过我，故宫到底有多少钟表啊，好像总也修不完。

如果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可能还真想不通。故宫一共约有1500件(套)钟表文物，到现在没修好的可能还有300多件，之所以修复进行得这么慢，一是因为孤品多，找不到参照物，这类钟表是清朝时期西方针对东方市场特别制作的，大部分都是只有一件或者一对儿，也估计只有舍得花钱的清政府能买得起这一类大型洋钟。

二是因为有些洋钟的结构特别是复杂：

比如我们2009年到2010年之间修复的一件世界孤品洋钟“老人变戏法钟”，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魔术钟表，这座古董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公元1829年(道光九年)制造，70厘米高，50厘米宽，厚度约30厘米，钟里的戏法老人，手中的豆子、小球可变色。运转时，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

“老人变戏法”钟由1000多个零件组装成了7套系统、5套机械联动，底盘的齿轮多得就像一个“迷宫”，某个环节出一丁点儿偏差，整体就“活”不起来。

刚从仓库拿出来时它形状完整，但机芯、开门已经坏了，链条也断了，先把所有零件拆下来，除锈、清洗、组装，最后调试出演绎的效果，花费了近一年时间。

而且故宫文物修复也有很多要求，修前、修中、修后这整个过程需要照片拍照留档，包括有多少零件、原装是什么样子的、哪里损坏等，都要有正式的书面记录。

但真正组装起来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照片，只要拆卸之前要先看明白这个钟到底是怎么样运转的，拆卸过程中再观察观察，哪个零件负责什么样的功能，基本上就能装回去。

文物修复还有一条就是最小干预原则：

宫廷钟表大都是孤品，没有配件可换。你必须要最大限度保留文物信息，尽最大可能不换新，齿轮坏了，可以在断了齿的齿轮上，给它“栽尖补齿”。

“栽尖”就是给断掉轴榫尖的齿轮用打孔和做尖的方法修复，“补齿”就是把损坏的轮齿重新补齐，在断齿的根部开一个槽，把新做的齿儿种进去，相当于种牙。黏合之后，要用小锉刀一点点锉，锉到自然磨损的程度，这样才能咬合。

有些齿轮的细微程度堪比头发丝儿，非常考验眼力和手的控制力，必须戴上一种有放大和增亮效果的目镜来操作。

故宫古代钟表的这种修复原则，好处是既可以留住历史信息，又能使它们恢复活力。

要真是干不下去了，干脆你就先到外面溜达溜达，转转，回来再干。

即使再费时间，也有修复完成的一天，不过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同样需要做大量工作，甚至还有一些意外也是防不胜防。

比如2013年5月4日，一名男游客击碎了故宫翊坤宫正殿原状展室窗户玻璃，临窗陈设的清宫旧藏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也被误伤，这件“人打钟”的名字来源于钟表顶部有一小人与金色金属制钟，整点时小人就会敲击钟来报时，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制造的。

“人打钟”被击后掉落在地上后，主要是背部受损，钟表上半部分变形，主体结构并未有太大损伤，表盘后盖原配玻璃罩破碎，顶部小人敲打的金属盖断裂；中间主水法柱未受损，有小水法断裂；钟锤与一朵转花脱落，金属部件变形，共涉及5大部分的修复，一直修到那年7月中旬才完成，

做文物钟表修复这么长时间，全国好像也就这一家。到大英博物馆、荷兰博物馆去交流走访，他们也是这种修复办法，像大英博物馆有两个人，一人修复一人保护，但他们的钟表文物没有像故宫这么大型的，以怀表类居多，属于保养类修复，相对简单。

他们也来看过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大型的钟表，有些是英国造的，他们首先觉得很惊讶，“我们造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啊！”还有就是觉得我们这边修复工作量非常大。

我的人生其实真的很简单，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每天早晨8点左右到，8点半打水陆续结束然后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11点半吃午饭，之后一定要午休，下午1点多继续工作，5点开始收拾检查准备下班，每天工作7个来小时，39年基本没变，办公室都没换过。

要说一点不烦躁，总是那么心平气和那是假话，有同事说过，这个工作很枯燥，一点也不浪漫。我师父也说过:“要真是干不下去了，干脆你就先到外面溜达溜达，转转，回来再干。”

这样能平复心情，也能理出新思路来，就是千万不能急，如果急得团团转，一个问题没解决还会有新问题冒出来。

我选徒弟招人最看重的就是“做人”，一是要心静，没有安静、宁静的心，你干不了这个；二要心净，要甘于寂寞，抵制诱惑。别长一点儿本事，就琢磨着去拍卖行做鉴定师，或想着跳槽到钟表奢饰品牌当售后。

修复的东西就像是你养大的小孩，你能放下就走吗？

我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元，虽说在北京这收入绝对不算高，但对故宫有感情，对修钟表有兴趣。

像我徒弟小亓早就说过，“来到这里就别琢磨着能大富大贵”。他爱人也在故宫工作，家住东四环，为避开早高峰，他俩每天一大早七点半就到故宫了，两口子月收入加起来1万多元，在北京，这点钱可真不算多。

除了小亓，我还有个特殊的“徒弟”，就是我儿子，以前小孩可以带进来，从他上幼儿园开始，就在我这屋里围着看，慢慢就看出兴趣来了，回到家就开始拆卸家里的闹钟……

我儿子今年26岁，两年前，从一所大学的物流管理专业刚毕业，就碰上颐和园招聘钟表文物修复师，已经在那边工作两年了……

他从小几岁时就喜欢这些东西，看着父辈一生时间都在做这个，就像我小时候跟着爷爷没离开过故宫一样，有感情也有兴趣，那就往下干呗，这可不仅仅是一份能拿工资、能填饱肚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