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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的宫廷陈设中,除了沉静的古董、字画外,自然少不了一种热闹的机械玩意儿——“钟表”。

中国古代的计时器,主要是用刻漏、借水或沙滴漏来测量时间,更原始些的还有圭表、日晷,它依据太阳运行的投影来测定时间。直到明朝晚期,一种叫“自鸣钟”的机械计时器才在中国出现。第一座来自西洋的自鸣钟,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献给明神宗皇帝的。

铜镀金珐琅亭式内有升降塔钟

钟表传中国 皇帝爱尤甚

机械钟表明末传到中国,但尚未在朝野中引起大的影响。直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由于皇帝个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与兴趣,在宫中才出现了收集并仿制钟表的热潮。

康熙曾在他的《庭训格言》中说:“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能髣髴(fǎng fú仿照,模仿)依其规模,而咸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劤(古同“劲”)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与尔等观之,尔等讬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岂可轻视之,其宜永念祖父所积之福可也。”

康熙的训谕揭秘了在顺治十年(1653年)前后,清宫已开始仿制自鸣钟,且初具规模,以至到康熙朝时,每一个皇孙都可以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宫里存有这么多自鸣钟,足可证明当时宫中已有一个收集、制造与管理机械钟表的机构存在。顺治、康熙朝,这个机构中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就是“具有惊人机械才能”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安文思在顺治、康熙两朝,曾多次为清宫制造自鸣钟和机械人,“欲以此博帝欢”。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文思去世时,康熙帝御制悼词云:“彼在世祖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赞扬安文思不仅“营造器具(自鸣钟与机器人)”,而且还负责管理这些自鸣钟和机械人。很明显,安文思当差的这个机构应该就是宫中档案中常称的“自鸣钟”。

《国朝宫史》和《钦定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端凝殿南,旧设自鸣钟处。”康熙十年(1671年)曾御书“敬天”匾额,传旨要在自鸣钟处悬挂,故可推断,清宫自鸣钟处的设置时间应在顺治末到康熙十年之前。又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端凝殿兼自鸣钟(处),七品首领一,执守侍。太监十。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验自鸣钟时刻及陈设、洒扫、御前坐更等事。”

铜镀金锦鸡山石骑士牵马表

独设“做钟处” 编制分工细

自鸣钟处始设之初,主要是为了保管、贮存以及维修陈设宫内各处的自鸣钟,同时自身也兼有一个制作自鸣钟的小生产作坊,这一作坊中供职的有“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据中西文档案记载,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的20余年间,先后有陆伯嘉(JacquesBrocard)、Guetti、杜德美(PierreJartoux)等6位西洋钟表匠师相继进入清宫,参加了自鸣钟的制造,特别是著名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后,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水平大大提高。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帝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帝朱批道:“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已(以)后不必进。”这反映出到康熙朝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沈初的《西清笔记》曾记载了当时宫中自产自鸣钟的精巧:“内府一自鸣钟,下一人,有铜人长四五寸许,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盘,钟鸣时,铜人手持管,于盘中划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钟响寂,则书竟矣。”

雍正时期,“自鸣钟”下面的钟表作坊已独立出来,成了专门制作宫中钟表的“做钟处”,隶属清宫造办处,地址在隆宗门外、慈宁宫花园以东。

做钟处的内部结构应包括三部分人:西洋传教士、做钟太监及中国匠役。西洋传教士是不占编制的技术人员。做钟太监,据《国朝宫史续编》:“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五。”即包括首领太监在内一共16名太监,至于中国匠役的人数可能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据沙如玉(ValentinChalier)神父的记载:“18世纪30—40年代,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大约有100名中国人在他(沙如玉)的指挥下工作。”如此推算,做钟处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总数是在120人左右,这应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规模。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设定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另外,乾隆时期,圆明园如意馆内还设有一个做钟处,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遣使巴石喀使华记实中云:“如意馆内三位西洋人画画,两位做钟,共五位。西老爷(即西洋传教士席澄元)在如意馆内钟房,常见万岁,万岁常和他说话,还夸说他的法子很巧。”

红木套圆形双面钟

能工巧匠多 制作工艺高

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宫廷钟表的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清代中国钟表业最辉煌的时代。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乾隆初年,入宫的著名钟表匠师林济各与他的助手沙如玉尚在清宫制造自鸣钟。沙如玉在法国就早已是技艺精湛的钟表师,他自称:“我懂得的理论肯定跟欧洲钟表匠一样多,因为我敢肯定很少人能有如此丰富的经验。”

乾隆三年(1738年),法国钟表师席澄元(SigismondodiSanNicolà或Adeodat)、杨自新(CoadjutorGillesThébault)入宫,之后还有李衡良(西名不详)、汪达洪(Jean-MathieudeVentavon)、李俊贤(HubertdeMericourt)、巴茂正(Charles)等欧洲钟表师先后进入清宫。如此众多的优秀欧洲钟表师聚集在宫廷后,将欧洲各国如瑞士、法国的先进技术带进宫廷,并传授给中国工匠,直接推动了清宫钟表技术的发展。在做钟处内,还有许多从广州来的工匠。

在清代,广州是与西方接触的前哨,因此,西方钟表技术传入中国后,广州工匠是第一批受益者,这些人在宫中被称为“广匠”,其中一些人的技术堪比西洋工匠。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清宫做钟处主要制造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部钟等,为突出皇家的威仪,多用紫檀木、红木为外套、以亭台楼阁为造型,体量巨大而庄严,其中尤以乾隆时期的居多,且钟表表盘上多有“乾隆年制”款。

从档案文献记载看:乾隆元年(1736年)已“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1737年),“所造钟表甚多”,以至奏报“作房窄小”。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间,做钟处共生产钟表44件。又据现存清宫《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记载,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的达116件。从数量来看,似乎并不特别多,但由于清宫生产的钟表大多是用于皇宫内部高大上的陈设,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要求造型精美,并多由皇帝亲自验收。

因此,清宫每生产一件自鸣钟均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做钟处制造钟表要奉皇帝之命,制作过程中要由造办处内的漆作、木作、金作、玉作、牙作、铸炉作等作坊配合,还要通过粤海关购买进口发条、表盘等。

铜镀金空中仙阁祝寿钟

据档案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传旨做钟处,要西洋技师速作玩意钟表一件。经一个多月的设计,西洋技师终于将完成的“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等山子楼台玩意钟设计图上呈,乾隆帝审阅后,批示:“外面楼作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这个玩意钟历时5年才做成,但乾隆帝看了并不满意,仍传旨修改:“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做鲜明,里面安玻璃四块,门上玻璃三块,后面俱贴画。”这座玩意钟楼分两层,能报时刻,每逢三、六、九、十二时,随着乐声,上层三门即自动开启,三个持钟人出现,中间一人敲钟报时,左右两个敲钟报刻,同时下层人物转动,待时刻报完,乐声停止,持钟人退入门内,门即自动关闭。在乾隆一朝,制造这种结构复杂、工艺繁琐的钟表就达数百件,完全可以证明乾隆朝宫廷钟表业的发达。

[文章来源]

《御苑深处钟自鸣》胡忠良

付 怀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