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广西日报

　　故事的温馨与学术的底蕴

　　——《时光书迹：来自签名本的温暖》读后

　　黄伟林

　　2018年，我参与筹建广西师范大学桂学博物馆。因为筹建桂学博物馆，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图书，包括李建平本人的著作以及李建平父亲李耿先生的藏书。我正是在李耿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我多年来一直想阅读但始终未曾阅读的林白的诗歌处女作。以往喜欢读书、买书，后来为筹建桂学博物馆而收集图书，我对书又获得了新认识。

　　这就是，书不仅是用来阅读的，而且书本身是有故事的。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建平新著《时光书迹：来自签名本的温暖》印证了我的看法。这本书讲述的正是70位文化人150多本图书的故事。因为李建平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70位文化人多为中国现代知名作家或相关学者，主要有欧阳予倩、臧克家、艾青、钱钟书、端木蕻良、茹志鹃、秦牧等。这些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星光灿烂。

　　李建平数十年投入最多的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因此，他交往的前辈作家，大都与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有关。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我在阅读这部分内容时觉得特别有兴味。

　　像李建平与端木蕻良的交往，就是基于他写作《大地之子的眷恋身影：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一书。他1991年萌生写这本书的想法，同年8月专程到北京拜访了端木蕻良。1992年他完成了这部著作。然而，如他所说，读书难、写书难、出书更难。其实，我还愿意加上一句，对于李建平这一代学者而言，买书也难。一方面是收入微薄，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年代李建平生活工作在南宁，购买这类供研究而用的图书并不容易。直到1995年，李建平这部中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研究端木蕻良的专著才在时任广西民族出版社社长冯艺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端木蕻良逝世。而从1991年至1996年五年间，李建平为撰写关于端木蕻良的研究专著，仅与端木蕻良见过一面，其他都是通过书信往来。当然，这些书信，已经成为比端木蕻良签名本更为珍贵的现代文学文物。

　　当代散文三大家中的秦牧，其文学生涯起步于桂林文化城。李建平因此写过多篇有关秦牧的文章。最初是1981年他在其本科毕业论文中有一段文字谈到秦牧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杂文创作，之后是1990年他在刊物上发表了《抗战时期秦牧在桂三篇集外佚文评介》，等等。正因此，李建平与秦牧有了书信之缘。虽然广东和广西相邻，李建平研究秦牧甚勤，研究成果也有价值，与秦牧的书信往来也颇珍贵，然而，作为研究者的李建平竟然未能见过秦牧一面。这是李建平的遗憾，也让我们看到李建平这一代学者做学问的不易。

　　故事的温暖固然是李建平《时光书迹：来自签名本的温暖》的重要价值，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同行，我觉得该书的学术价值也不应该被忽略。比如，在阅读《艾青题签本：》一文时，我注意到艾青给李建平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救亡日报·诗文学》不是由我编辑，我也没有参与工作。”我本人对艾青在桂林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编辑活动有过关注，也注意到艾青曾经主持过《救亡日报·诗文学》专刊的说法，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艾青为《救亡日报·诗文学》写过相关文字，但艾青却对此作了否定。我想，这段历史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李建平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他对作品的阅读确实相当仔细。这一点在《茹志鹃签名本：》一文中可见端倪。1991年中秋节，茹志鹃在南宁白龙公园赏月。李建平得知消息后专门采访了茹志鹃。在采访茹志鹃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问题，茹志鹃的代表作《百合花》，写的正是战争期间一个中秋节的故事，李建平借此提问，这个时间安排有什么寓意？茹志鹃的回答是这个时间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但她转而承认，这个中秋节的时间背景，确实为小说的故事情节增添了某种特别的意蕴。李建平的这个提问，为我们理解《百合花》这个经典作品增添了一个有趣的角度。

　　《时光书迹：来自签名本的温暖》的学术价值与李建平多年积累的学术底蕴有关。阅读他所撰写的一个个签名本的故事，阅读他与一个个作者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李建平讲述的故事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些事实依据，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的，除了签名本图书，还有诸多李建平与作者的书信为证。李建平讲述的这贯穿40多年的图书故事，里面涉及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表面上看，李建平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但我相信，除了李建平本人的博闻强识之外，他一定有一本非常详细的学术日记。这应该是李建平讲述这些故事的一个珍贵的史料基础。这是我们在李建平这本书中看不到的内容，它连同李建平珍藏的那些作家书信，共同构成了我所期待的又一学术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