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剧集《繁花》正式官宣。“侬好，我是阿宝，长远不见。”一句地道的沪语，从上海籍演员胡歌口中讲出，宝总的形象便鲜活起来，也把人们重新带进他的世界。

“阿宝”是《繁花》的核心人物，出自由王家卫担任总导演及监制的电视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的同名长篇小说。故事围绕阿宝（胡歌饰）展开，书写90年代一副栩栩如生的上海图景，与一代弄潮儿女的情义与至真。

金宇澄说，“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得很表面，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本文选自他在“一席”的演讲，一起听他聊聊传统的上海市民生活吧。

01

“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

大家好。刚才是梁文道介绍这本书的片子，实际上我在写，或者说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有一天想到我在一九九零年看的台湾的《光华画报》。

因为在一九九零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门窗，旧家具，古代的篮子，都不是很值钱，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光华画报》记录了第一个大陆的旧东西的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照片的道。

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台湾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带着白手套。而这些物件在大陆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告诉我，海关会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检查，生怕你里边有什么东西。里边都摆得很好，一检查要全部搬出来。等到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

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这等于说是这些传统的元素，在某一个时代，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看到）它的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一种现代白话，和翻译文本的教育，这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的这种熏染，到最后，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要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无力：我究竟怎么来做？

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甚至里边的人物只要提到一本旧书，在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一本旧书里边，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一个旧诗歌，他的诗句都是繁体字。

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什么原因呢？纪念繁体字。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繁体字了。

02

“‘不响’这两个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个。”

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和上海话，大家写作都用普通话，作家和作家之间，不是很在乎的话，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相对来说，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什么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古代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是闲谈，我们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他最喜欢的小说，文本，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给读者以消遣和感动，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那实际上我知道，文学也有一种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讲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有一个大的目标的东西，它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另外呢，刚才片子里也讲了，这个是一个用上海话书写的小说，其实这是一个用上海话思维的，改良上海话的小说，这是因为，上海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和过去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开埠之后到一九三零年，它的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在这个之后，到了一九九零年，大概已经有两千多万，所以说，大量的外地来的人进入上海。那么一九九零年之后，这个局面是什么样？是大量的富豪进入上海，大量的局一级的干部进入上海，还有大量的大学生，大学文化以上的优秀的人进入上海，他们都是受普通话的教育，在一个我们几代人都接受普通话教育的背景下边，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所以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上海小说，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譬如说“伊”，这个字也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是“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

而且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来做。我在写的过程中，因为用上海话思维，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说我去找我领导，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不响”这两个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个，那么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也是我们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繁花》的后半部分，小毛他晚上打牌回家，半夜的时候，遇到一个和他差不多阶层的一个女人，他们俩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也打不起出租车，在马路边，就他们两个人在等通宵车的时候，小毛就去搭讪这个女的，因为这个女的拎着两包衣服，小毛再三地跟她说话，这个女的就是不响，低着头不响，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去洗衣服。小毛就跟她讲说，那你到我家去洗好了。因为他是单身汉，我家有洗衣机啊，我家什么都有啊。说了之后，这个女的还是不响，所以这一段里面，大量地用了这个女人的不说话。

等到他俩先后坐上同一个通宵车的时候，坐了几站路，当小毛要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的就拎着两袋子衣服一直跟着他走，到了小毛家里之后，因为小毛一个人住，他把门打开以后，小毛就突然发现这个女的完全不像一个陌生人，就觉得像一个就是生活在这种石库门房子里边的家庭主妇，给他拉出洗澡盆啊，烧水啊，洗澡啊，伺候小毛，因为小毛他老婆死了，他就会想起他过世的太太。回到房间里面，这个女的就变成一个熟人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但是也不说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洗了澡，做了事情。之后小毛就睡着了，等他醒过来，他就听见，厨房里边，这个女人在洗衣服，而且她没有用洗衣机，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洗完衣服进来，跟小毛说，我洗好了，我走了。小毛就躺在床上听她拎着两袋子东西，门声一响就走掉了。

这个故事当时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就是一声不响。

我当时我问我的朋友，你既然碰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是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一系列的东西。他说，我是从来不问的。当然之后，我也自己在分析，譬如说像工薪阶层，可能会非常警惕一个陌生的女的，即使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如果心里不喜欢她，他也不想近距离跟她接触，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家，或者说，他自己的钱有限。我朋友说，就是你们这种人会打听，我们是从来不打听的。

尤其是王导，他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故事。

03

“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心里会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我后来跟王导说，我另外有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最最残酷的阶段，有大户人家，知道明天要来抄家了，把家里的金条都放在一个饼干桶里边，要转移财产，把这个饼干桶就交给自己的女儿说，你自己赶紧把它藏到你女同学家里去。这个女孩子就当天夜里抱着这个饼干桶，走了很多路，走过苏州河，到了一个棚户区里面交给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她同班女同学是工人阶级出身，没有问题。

十年之后她家里的人说，文革也结束了，你去问你的女同学把这个要回来吧。这个女同学找到那户人家，问了她以后，她的同学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一定是记错了，你可能是送给别人了吧，她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家就这么小一个房子，你可以到我家来找。

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发现电影导演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王家卫导演说，后面部分没什么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小姑娘抱着饼干桶，那天晚上肯定下大雨，她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是他的画面感，非常好。

当然最后王导也提醒了我，他当然没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这户人家和其他的倒霉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重要的财产，在这个十年里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心里会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繁花》就是这样，它会有这种，包括像不响，这种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很多饭局，这个饭局实际上是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吃过的饭里，实际你过了十几年，可能完全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你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04

“我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上海话，把它做成一个没有上海字的文本的话，它会使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上海有一个了解。

包括春晚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也好，把上海人做成一个非常小气，或者斤斤计较，或者怎么样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在外地，东北呆了八年，我知道实际上有很多是出于误解，误解在哪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方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到秋天的时候，大白菜买两吨，两吨煤，家里藏起来，因为外地头要结冰嘛。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温暖，到处都是小菜场，马路边上就是小菜场。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来玩，跑到人家家里一看，厨房里面有两根小葱，他想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小葱偷偷吃掉了。吃掉了他还说，上海人太小气了，我家买葱一买就是三百斤。后来没想到，刚说完这个话他家里一个做饭的老太太急死了，因为这个葱她是做鱼用的，没有葱了，那这个鱼怎么做呢，这个老太太急得团团转。这位朋友才刚刚发现，原来上海人是不吃葱的，这个葱就是要做鱼才去买两根，那这里实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半两粮票。当时的文革时代是全国都发行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外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经常提这个问题，哎呀，上海人真小气啊，全国只有上海是半两的粮票。但是他不知道，上海滩有很多东西是论个买的。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早晨朋友带我吃早饭，说，来两斤油条，早饭么，两斤油条，到馆子里边吃饺子也是论斤，论半斤或是怎么样，但是上海有几种食品，它是半两的，比如说油条，它一根是半两，那么有时候上海人他吃那个泡饭要用油条蘸酱油，这是一种。

还有比如说小馄饨，当时也是半两，那么北方人不知道，跑到上海的馄饨店里说，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像现在我们知道西方是一个苹果都是论个卖的，辣椒也是一个，什么东西也是一个。这是一种误解。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金宇澄，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现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

金宇澄于1985年开始写作，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获得“鲁迅文化奖”、“施耐庵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将由王家卫改编成电影。

《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成长的一座大城。它最初的创作是在交互性、地方性的网络空间进行，召唤和命名着特定的记忆，由此创造出一种与生活和经验唇齿相依的叙述和文体。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溶水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如一个生动的说书人，将独特的音色和腔调赋予世界，将人们带入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和皱褶，乱花迷眼，水银泻地，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繁花》授奖词）

文章来源 | 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