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书头记·之一】

题解

封控在家，除了读书、看画册、码字以外，什么事也不能干。想写字，地方局促，不能写大字，只有写写小楷，但是医生曾嘱咐我不要用眼过度；看电视，只有惹我生气。转了几圈，还是看书。

我上学年代，遇十年动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养成了读书汗漫的习惯。正像我吃东西一样，什么东西都吃，没有一样不喜欢。读书也是，只要看得懂，无论什么学科的，拿起来就看，不喜欢就丢，一本书没有看完就换一本，黄侃谓之“杀书头”。还自以为：“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

这个毛病直到读研时，导师要我懂得“约”的好处，要“清心寡欲”，不要兴趣太广。所以，后来的二十多年稍稍改了一点。退休以来，又故态复萌了，禁锢的这一个月多，更加变本加厉。所以，不敢说读书，写几篇“杀书头记”，正好与“禁锢记”十篇相表里。

今天读《赵翼年谱》，里面提到他的笔记《簷曝杂记》中有一条“钟表”，颇有意思。

1

“淫巧”的钟表

于是我把那本《簷曝杂记》找来，查到第二卷，果然有“钟表”：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西洋人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钟表亦须常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急，辄稍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所谓“御门之期”就是御门听政的意思，也就是“上早朝”。傅文忠公即傅恒，是乾隆宠幸的军机大臣，傅是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之弟，是乾隆的舅子。因为有了钟表，所以对于自己上朝的时间心中有数，孰知，皇上已经先到了，这成何体统？难怪他要惶恐不安数日。还好乾隆没有怪罪于他，因为傅恒是“自己人”。不过，这件事一定使乾隆不高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满清贵族这么喜欢外国的东西，一定会玩物丧志。满族人昭梿的《啸亭杂录·续录》卷三也有“自鸣钟”条：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纯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尽绝也。

乾隆的庙号是“清高宗”，谥号是“法天隆运/至纯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长达二十五个字。所以清人称他为“纯皇帝”“纯庙”。

对于这位“纯皇帝”我的看法有些变化，小时候听祖父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觉得他很有本事。读大学以后受鲁迅影响，对他没有好感，甚至连他下令编撰《四库全书》，也觉得是为了“统一思想”，聚书殆同焚书。另外，总觉得他自称“十全老人”未免说大话，尤其对他题在故宫藏的历代名人字画上的“乾隆御笔”极为厌恶。近年来，看法渐趋平和一些，虽然对于皇权社会的专制特性之认识没有改变，但是一个处于“盛世”的皇帝与末世昏君，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乾隆在位期间曾经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农民负担。征讨与羁糜并用，妥善处理了西藏与新疆问题，使清朝的版图扩大了不少，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乾隆一朝那么多的文人对他服服帖帖，写了那么多的应制诗、唱和诗、颂祷诗文，虽然这些都是为了应付他，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真心地歌功颂德的。

文人们愿意这样做，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乾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核心利益——巩固统治。由于他对于世界了解太少，又怕臣子和百姓受到“泰西”思想的“毒害”，所以他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加以拒绝，防患于未然。下令禁止钟表进口就是一例。说西方的物质的东西是“淫巧”，思想的东西是“精神污染”，这是中国统治者一贯做法。我年轻时经常听到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要防修反修”等等都是。可是，这些东西怎么能禁掉呢？所以，以乾隆之权大，也拿它们没招，“至今未能尽绝也”。

这种状况到晚清时期，越演越烈，一边是闭关锁国拒绝改革，一边是那些颟顸昏聩的王公贵族通过各种途径搞洋货到家。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邪恶”思想，害怕的只是自己丧失特权。好玩的东西谁不喜欢？文革中江青之流为了防止人民受西方的“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禁止百姓接触西方的书籍电影戏剧，他们自己却骄奢淫逸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倒是像林则徐那样主张“抬眼看世界”的清官从来不稀罕这些东西。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到乾隆与眼镜的故事。于是又找到另一本书。

2

“何须此，不用他”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有一篇《和珅当国时之戆翰林》，“戆翰林”是指洪亮吉和孙星衍：“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诸老辈在京者，相戒不与和珅往来。北京人呼常州人为戆物，孙渊如、洪稚存其领袖也。”这两人都是常州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翰林，打心眼里鄙视和珅，坚决不与他同流合污，所以总是吃亏。相反，有两个人却做人乖巧，那就是毕沅与阮元，他们与和珅关系好。所以两个人官做到封疆大吏，权势远远超过孙、洪。虽然后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时，毕沅受到牵连，死后还被查抄，但当时却实在得了好处。

和珅这个人，有自知之明，他确实贪财，但他看重读书人：“和珅气焰熏天时，最重翰林。翰林来，无不整衣出迎，而翰林多相戒不履其门。”

有一次和珅生辰，派人邀请在京的翰林登门拜寿。翰林们约好于那一天在松筠庵聚会，“松筠庵”是明代杨继盛的祠堂，其寓意可想而知。大家相约：“今天如果有一人不来的，一定去给和珅拜寿了。”阮元也只好到场。中午时，一个姓李的花旦来找阮元，说：“我今天在某处唱我的拿手戏，要请阮大人去捧场。”硬拉阮元同去，别人也不好阻拦。谁知出门后，轿子直抬到和珅府上，和珅亲自出来迎接，说：“翰林来拜寿者，君是第一人”。

清朝的规定，翰林出身的官员要参加“翰詹大考”，考的内容也是诗赋文章。刘成禺继续写道：

大考翰詹，伯元（阮元）先得题目，和（珅）密告之也。时西洋献眼镜，乾隆帝戴之，老光不甚合，乾隆曰：“不过如此。”和（珅）知诗题为《眼镜》，得“他”字（以“它”字为韵脚——笔者注）；镜不甚合皇上用，为最重要。故伯元《眼镜》试帖（诗）首联云：“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伯元得眼镜关节，人尽知之；皇帝不合用，而以“何须此，不用他”六字合圣意，则人有不知者。孙、洪、阮、毕并重一时，但气节独归孙、洪，官爵皆归阮、毕；尚气节者固甘为戆物也。

读到这一节，我在想，世事、史实也“不过如此”，主要看你怎么选择，有人讲实惠，有人要“气节”，所以“甘为戆物”也是一种选择。

不过，阮元、毕沅是有本事的人，作为封疆大吏，两人的官也做得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有益的文化事业，贡献可能超过孙、洪两位。阮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学问渊博，书法精通，一生做了无数事业；毕沅有一部《续资治通鉴》,还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等传世。他们都是因“立言”而不朽的人士。这是今天那些钻营有术、经济无方、惟知鹦鹉学舌喊口号说套话，而且经常念白字读破句的衮衮诸公所无法梦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