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大概是当今最有逼格却又能低调谦虚的名词了。工匠精神，则在今日不止一次被拿出来做营销，从做手机到做笔记本子，万事无不“工匠”，其中夹杂着对手工业时代的怀旧……于是乎更有逼格，更贵，呃，更尊贵。

真正的工匠精神是啥？我不知道。

真正的工匠造出的东西，能有多贵？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个出身贫寒的工匠，用他毕生的手艺，造出了5只钟表。这些精妙的计时器没法用钱衡量——它解决的，是当时科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彻彻底底改变了世界。

这是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故事。先记住这个名字吧。

哈里森1693年出生于一个英国约克郡的木匠家庭，爹是当地也没甚名气的一个木匠。估计是在当地生意惨淡，小哈里森和父亲随后迁到了林肯郡的巴罗，赫尔河的入海口，能帮着造点帆船桅杆——总之就是英国当时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手工业个体户之一。

作为长子的哈里森，自然也从爹那儿学了一套手艺营生。但是小哈里森，却对钟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六岁的时候得了天花，差点挂了，卧病在床的时候爹扔了个表给他玩。他没日没夜地听表走动的声音，反反复复地拆了研究。

恐怕，这就是“执着”二字最原始的写法了。

哈里森本人

长到十几岁，哈里森开始跟着爹做木匠，白天跟着出活儿，晚上在家里埋头研究钟表相关的书。20岁的时候，他做出了第一个长盒钟（就是那种竖着放在地上，带钟摆的），是全木制的。毫无疑问这是他遗传的木匠功夫，但他对钟表的了解可见一斑。

原以为业余鼓捣点儿钟表、赚点儿零花钱过活就够了的哈里森，碰见了改变他生命的一件事。这时候他21岁，记住这个年龄。

那时正是航海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正在奠基的时候。航海技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度和时间的测算——当你冲着美洲一路向西，经度、以及经度相对的时间一直在变化，15度差一个小时；位置和时间，必然要有一个是确定的，不然就抓瞎了。

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和那条0度经线

当时的方法是通过星星和月亮的相对位置来计算经度。但海上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刮风下雨就又抓瞎了，咋办？

1714年，当时的英国政府悬赏2万镑（购买力相当于现在200万吧），征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聘请了英国皇家天文台——也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专家们，组成了经度委员会，作为评审。

条件是，从英国出发，往西航行到西印度群岛，保持经度测算偏差在半度以内，也就是时间上的2分钟即可。

这在当时被看做是一个天文问题，或者是一个科学问题。一时间格林尼治的伏蓝史迪之屋（Flamsteed House，不知道@Steed 老师的名字是不是这么来的）门庭若市，各路民科献计献策，但没有哪怕一个靠谱的方式。

18世纪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和Flamsteed House

在当时，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但对于业余钟表匠哈里森来说，事情很简单。如果从英国出发的时候带个表，这个表一直显示的格林尼治时间，只要时间恒定，问题不就解决了么？

按照这个标准，这个表每天的误差，要在2.8秒以内。

在当时，制造精确的钟表，是何其困难的事。首先，是表的内部结构会不断摩擦损耗，摆在家里随便用用都需要时常保养调校、加以润滑，遑论航行在潮湿的海上。而且，当时的机械钟表多用的是钟摆结构，而地球并不纯圆，重力会随着纬度改变，别小瞧这个误差，稍微航行个几百海里，就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

哈里森很执着，也不知道是什么驱动了他这份执着。既然有这两个问题，我就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就得了？

（多说一句，笔者总是自称自己是工程师的小屁孩程序猿，就常常把“问题意识”挂在嘴边。仔细想想，工程师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么？或许工匠也一样——找到问题，按图索骥寻求解决方法，解决之。程序猿们，以后debug也有高级词汇了，记住记住。）

这个问题不是瞬时就能够解决的。哈里森和他的弟弟詹姆斯，先接了不少制造钟表的活儿，向追求精确度的目标渐渐靠近。为了解决第一个摩擦和损耗问题，他造出了一种不需要润滑剂的钟，钟内采用了一些金属部件，并把摩擦降到了最低。这个钟，在静止的状态下，达到了一个月只偏2秒钟——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钟。

这是1728年，哈里森35岁，结婚两次，姑娘都叫伊丽莎白。

他觉得是时候挑战经度问题、和这个大奖了。哈里森带着弟弟一路奔向伦敦。

1735年，他造出了第一个model，H1。总得来说，这是一个长盒钟的缩小版，但有一个革命性的设计：他抛弃了随地球重力偏向而失准的钟摆，而使用了金属的发条（这个结构被称为蚱蜢擒纵轮），并且对称的结构能够平衡移动和颠簸带来的扰动。

对于一个木匠来说，接触金属精工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伦敦，他走访了无数个五金制造铺，找铜匠和铁匠帮忙制作和调校零件，这也跟大部分闭门造钟的钟表匠不一样——任何一个工匠，都需要不断学习。

（多说一句，在1995年出版的《经线》一书里，哈里森被描述成一个“孤独的钟表匠”。但实际历史并非这样，最新的研究发现，哈里森H1的部件可能是由许多人完成的。而他解决的，实际上是最关键的设计问题。）

哈里森的H1

H1造出来之后，科学界轰动了。哈里森的家门每天被上门打探消息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年以后，哈里森和H1开始小型试航，往返了一趟里斯本。H1表现得非常好，在返程的路上还纠正了航船的偏向。

这时候只要H1完成一趟往返西印度群岛的旅程、并被证明足够精确，就完事儿了。但哈里森没有。他向经线委员会申请了一笔资助，要造一个更精确、更可用的计时设备。

第二年他开始造H2，但发现了一个重大失误，这耗了他4年时间。他抛弃了这个设计，开始造一个新钟，H3。着花了他19年的时间，从1740，一直到1759。

H3

这个钟，有两个革命性的设计：一个是发条中的双金属条，用于阻抗温度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个滚子轴承，根本上解决了摩擦问题。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这个又大又沉的物体。他又把自己的设计推翻了。这次，他要彻彻底底地挑战传统。

他设计了一个表，H4，一个仅仅13cm直径的表，让伦敦一个表匠约翰·杰夫里（John Jeffery）帮他按着样子做出来。

H4

在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表”是一种严肃的计时工具，都是给富人揣在怀里把玩儿的。但哈里森不这么觉得。航海的人需要表，在掌舵时、在船头船尾观察时、在任何时候都能掏出来看，即使风浪也没问题。

他相信，只要按他的思路做，就能实现用表精确计时。

1759年，这个表被造出来了。1761年11月18日，68岁的哈里森，让他的儿子威廉，带着H4航向牙买加。两个月之后航船抵达，表只慢了5.9秒！（悬赏的标准还记得么，是2分钟）

"Ships in Distress off a Rocky Coast," 1667

但是，经度委员会很不服气。你一个业余出身的表匠，做了一个不严肃的表，还声称这玩意很准，能解决天文学家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帮老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拒绝给哈里森那两万镑。

H4的第二次航行去巴巴多斯，这次差了39.2秒。虽然成绩没有那么好，但也比2分钟的标准少了2/3了。

这次，不给钱也说不过去了。1765年，经度委员会商量了一下，钱可以给，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你把制表图和制表方法公开出来，我们给你一万镑；第二，还需要造两个同样精确的H4，以保证这个表是可复制的，我们再给余款。

已经72岁的哈里森——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长寿了——勉强接受了这个条件。

当时的经线委员会

委员会派了6个工匠来他家看图纸，捣鼓了一周之后觉得可以了这个方案我们已经get了；这还不够，H1、H2、H3也得给交上来。哈里森也同意了。

拿着这来之不易的一万镑，哈里森开始用它逐渐模糊的视力，和越来越不支的身体，开始造H5。与此同时，那6个工匠中的一个，也是哈里森眼中伦敦当时最好的年轻表匠拉库姆·肯德尔（Larcum Kendall），开始造H4的Copy，K1。

K1，基本和H4一模一样

1769年，K1和H5都造好了。但经度委员会认为，K1不算数。

H5

要死之前再造一个表，怎么可能？79岁的哈里森怀着满腔的悲愤，向国王乔治二世请愿。乔治二世了解了情况之后，大受触动，召见了他的儿子威廉。在一封给他私人天文学家Demainbray的私人信件中，国王说，“这帮人（经度委员会）简直是大错特错！……向上帝宣誓，哈里森，我会亲自见证你的正确！”

1772年，国王亲自带着H5踏上了试航，不必说，H5表现非常棒。而带着肯德尔copy的K1试航的，是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他带着K1环球3年，经过了热带和寒带，而这个表从未有超过8秒的误差。

“带我们穿越寒热的忠实的向导”（“our faithful guide through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climates”）， 这是库克船长形容K1的原话。

哈里森的纪念砖

但经度委员会还是不认。带着最后一口气的哈里森和威廉向国会请命——国会是英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国会批准了哈里森，最后的8750镑（不知道为什么被扣了1250镑，税？）被授予给了哈里森。

可能对哈里森更重要的是，他终于被承认，用精确的机械，解决了“经度问题”，改变了航海业的命运；他的名字，被刻在了天文和航海史里。

从21岁，到83岁，他用了整整一生。1776年，也就是在库克船长返航的第二年，完成了心愿的他，死在了伦敦红狮广场的家里。那个躺在床上，拖着病体全神贯注倾听钟表单调的滴答声的小约翰·哈里森，在弥留之际，听着钟表的滴答声安详地去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伦敦最富有的钟表匠——至少，2万镑不是一个小数额。但无论穷富，从北英格兰的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工匠，用他的技艺、执着和解决问题的头脑，单挑了整个天文学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伟大。

工匠，工程师，和造东西的人，大抵也就如此吧。

来源：十五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