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劫案

　　案发这天，正赶上江南地区“梅子黄时家家雨”的特殊时节，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日子——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大上海获得解放。“巾帼团”系列抢劫案的第一个苦主唐文章早晨出去后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时分才拎着一包从南京路老字号“万有全”购买的卤菜，坐着黄包车回到位于榆林路的家中。

　　唐文章这年四十挂零，一直到这天晚上八点前，他还从来不曾真正感受过什么叫苦。唐文章出身于一个买办家庭，从小生活优裕，一直到上高中时都是有专人接送的。他毕业于一所“野鸡大学”——就是当时社会

上那种办在弄堂里、允许旷课、期末考试成绩和毕业文凭都可以花钱买的大学，因为是与洋人合办的，所以教育当局也承认这种文凭，甚至连国外也承认。其实，这种大学出来的毕业生，肚子里有多少货色社会上都是清楚的。不过，肚子里有没有货色跟就业没有关系，像唐文章这样有着一个买办老爸的主儿，端上体面而又有油水可捞的饭碗根本不成问题。唐文章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后，通过父亲的社会关系进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按：此处“纱布”系指“棉纱和布匹”）。他对工作其实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在家闲着觉得闷，就接受了这份非常轻松省心的工作。要说唐文章的运气，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好。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在交易所的岗位是沪上俗称的“洋差”——就是不但省心省力、有油水可捞，还可以接触到核心机密的资料员。唐文章自己不炒股票证券，但接触到的机密资料是可以悄悄卖给客户的，一个电话就行，不留痕迹，安全可靠。

　　这样干了三年，唐文章算了一下，“二渠道”捞得的钱钞竟是“主渠道”的数十倍。然后，另一个更大的发财机会出现了。1937年春，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勾结沪上著名大亨杜月笙发起了针对中国著名的“北四行”（即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这四家银行是当时享誉金融界的中资银行，其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故被称为“北四行”）的棉纱“多空大战”，后来被列入“民国股市三大炒”之一。一向对炒股不感兴趣的唐文章这回一反常态，不但没出卖任何机密，而且在股市中投入大量资金。这是为什么呢？

　　其时唐文章的父亲已过世，是交易所的老大悄悄关照他，说这次多空双方都极为了得，一方是雌雄“无冕之王”，一方是有政学系大佬张群做后台的“北四行”，千万不要向外界透露机密，但可以自己炒几把，只要把握得准，保你赚到南天门！这次股票风潮历时三月，唐文章根据掌握的机密，时而做空，时而做多，直到那些被盘剥得倾家荡产的散户抬棺大闹交易所，蒋介石命戴笠组织专案调查时方才歇手，临末一算账，竟然净赚了五百多两黄金！

　　这个被称为“上海棉纱案”的案子刚处理完，“七七事变”发生了。这时的唐文章，除了老爸留给他的不菲遗产（房子、存款、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外，还有自己挣得的数百两黄金。他虽然不大关心时事政治，但对下一步路数却拿捏得很准，当即决定离开交易所，从此什么都不干，两口子过一份滋润日子就是。所以，抗战开始后上海滩的“孤岛时期”、“沦陷时期”他都得以平安度过。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上海追查汉奸大搞“劫收”，知道唐文章手头颇有“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却找不到搞他的借口。1948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唐文章事先通过外电得到消息，即把自己的“黄白绿”藏匿到当年“野鸡大学”的一个老同学那里，此人名叫曹秉笙，其时已是美国籍的美军少校翻译。次日，国府法令一公布，新组建的市警察

局经济警察大队随即派员到唐文章的宅第搜检“黄白绿”，却一无所获。唐文章的财产得以保全，算是一得;不过也有一失，原就患着冠心病的老婆在那伙如虎似狼的警察登门搜查时受了惊吓，病情加重，医治无效，一个月后撒手归西。

　　唐文章夫妇一直没有孩子，老婆去世后，唐文章换了一种活法，除了继续过着以往那种奢侈的生活外，还经常留宿妓院，或者召妓来家。有好友劝他生活不要如此糜烂，谨防染上花柳病，还是重娶一房，好好过安稳日子。唐文章却不以为然，因为他有心病：如果续弦，那势必要娶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子，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财产岂不落入对方之手？于是继续我行我素。不料半年后，好友的话就应验了——唐文章果真染上了花柳病！

　　唐文章因急性淋病去求医，检查时发现同时还染上了二期梅毒。那个时候，患了梅毒要想痊愈，其概率与染上了肺结核一样，通常只有带病生存期的长短，而没有彻底痊愈的希望。直到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问世，这两种病才算摘掉了“绝症”的帽子。不过在当时，盘尼西林不但价格奇贵，而且非常难买，因为那是进口药，又时值国共内战，药品紧缺，盘尼西林的价格最贵时甚至等同于黄金。当然，对于唐文章来说，只要看得好毛病，钱不是问题。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新成区的一个私人西医汪某，这个大夫医术平常，搞盘尼西林等紧俏西药却有稳定渠道，所以一些有钱的花柳病患者都上门相求，人多时得排队，如果运气不好，排了半天队，药却用光了，那就得另约时间。

　　这天就是这样，唐文章自下午两点进诊所一直等到五点，总算轮到他了，药却没了。汪大夫说你明天上午来一趟吧，不用排队。唐文章顿时恼了，少爷脾气发作，险些掀翻了诊所的桌子，还要砸药橱，总算被人拉住。他是有预约的，汪大夫自知理亏，当下答应连夜搞到盘尼西林，上门为唐文章注射，不收出诊费。唐文章这才悻悻而归。路过“万有全”时，顺便买了一包卤菜。回家开门一看，当天的《申报》已经来了，于是开了一瓶花雕，一边喝酒一边看报。报上刊登了声明，说本报奉命停刊，这是最后一期《申报》了。唐文章是《申报》的忠实读者，自是颇有些遗憾。因为是最后一期了，所以他看得特别仔细，正看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唐文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那是买办老爸留给他的遗产，完整的一套石库门宅院。夫妇俩住不了那么大的面积，就分出一部分出租。妻子去世后，唐文章又腾出一小部分出租，现今一共有三家住户。这天，两家房客全家外出，整套石库门就剩唐文章一人。他在听见敲门声的第一时间，下意识地以为是汪大夫来打针了，立马奔到天井去开门，连脚上的皮拖鞋都来不及换，就在雨水打湿的青砖地上踩过。

大门打开，唐文章却是一愣。外面站着三个打着绿骨红面油纸雨伞的青年女子，高低胖瘦不等，不过脸面都还说得过去，特别是为首那个三十来岁的高个子，一看便知十年前必是美人。唐文章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瞠目结舌：“你……你们……”

　　高个子嫣然一笑，嗓音宛若百灵：“侬是唐先生？哦，里面去说吧。”

　　唐文章不由自主地放三女进门，随手把大门掩上。进了前客堂，转身刚要让座，收了雨伞的三女手里都变戏法似的亮出了手枪，两支勃朗宁、一支左轮，齐齐对准他：“不许喊！不许动！否则，要你性命！”其中那个丰满女子一脚把唐文章刚才坐在上面喝酒看《申报》的椅子踢到墙前，命唐文章坐上去，双手抱后脑勺，双肘搁在自己的大腿上。唐文章不敢反抗，只好乖乖遵命。他刚坐下，左右两侧就被枪口抵住：“老实点儿！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不知道？那告诉你——双枪王八妹听说过吗？”

　　唐文章一听“王八妹”三字，话都说不利索了：“知……知道，我……在《申报》上看到过……”

　　“知道就好！听着，我们是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今天奉王司令之命来拜访你，商借几斤金子。”说话的女子把匕首架在唐文章的脖颈上，“借不借？”

　　保命要紧，唐文章只得答应。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精通英语，举凡跳舞、唱戏、骑马、开汽车

、溜冰、游泳、打回力球、吃法国大菜、泡妞之类的有钱人的那套活法无一不精，算得上老派“克腊”一个，这会儿却没了主意，不但乖乖交出了保险箱钥匙，还主动说出了密码，甚至没忘记提醒对方把钥匙插进锁眼后要切断电源，否则会触电的。

　　就这样，三个女强盗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箱，取走了唐文章密藏在内的二十六两黄金、五百美元、十一件首饰、三块名表。然后，她们就地取材，割开了被单连结成布绳，把唐文章绑在椅子上。其中那个丰满女盗还想用抹布堵嘴，被高个子美女阻止，说看在他尚肯配合的份儿上，就不堵了吧，谅他也不敢叫喊——须知子弹无情啊！

　　这话还真说到唐文章的心里去了。一个多小时后，直到听见房客一家从外面回来，他方敢呼救。房客推门一看，自是大大吃惊，给唐文章松绑后问明情况，说这得报警啊。唐文章却有点儿担心，生怕因此而得罪了王八妹，回头遭到报复，连性命都不保。再说今天上海刚解放，警察局还不知由谁掌管。正说着，房客的大儿子小薛从外面回来了，他是在税务局工作的，说今天上海各政府部门都已由共产党接管了，税务局下午刚开过会，军代表让大家不必有顾虑，原先干什么的还干什么，照常办公。税务局这样，警察局肯定也一样，听说今后警察局会跟老早一样，仍称“公安局”了（1937年前沪上警察局称为“公安局”），过几天就要挂出新牌子。所以，该报案还是应该去报案。

　　于是，唐文章就由小薛陪同着前往已经摘掉了旧牌子但还没挂新牌子的榆林分局。诚如小薛所言，分局警察照常办公，人比平时还多了些，因为除了原旧警察，还有一些前来接管的军代表，根据内部安排，军代表在完成接管后将全部留下，就地转业为人民警察。上海解放伊始，刑事案件频发，5月27日当天，全市三十个区分局就接到群众报案两百余起，其中不乏像唐文章所遭遇的那种恶性暴力案件，当然也包括凶杀案。当下，分局军管组领导即指派军代表贺德祥带两名留用老刑警衣福根、龚滔前往唐文章家勘查现场。

　　因为是下雨天，现场留有多个明显的脚印，三案犯穿的是崭新的“永固”胶鞋，尺码分别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由此推断其身高与唐文章所说的相符。不过，看来她们并不缺乏反侦查意识，保险箱以及家具上面并未留下她们的指纹，问了苦主，方知案犯的手指上都贴了橡皮膏（即医用胶布）。案犯打开保险箱，劫取里面的财物后，又重新锁上并带走了钥匙。好在唐文章有备用钥匙，打开后发现保险箱内多了一方人造丝帕，上面用粉红色丝线绣着三个核桃大的空心字：“巾帼团”。

　　询问周围邻居，唐宅对面王姓人家的男主人提供了一条线索。案发当晚，晚饭后他去附近老友家下象棋，比三个女盗提前几分钟出门，行走方向是一致的。三女脚头快，超越他时在说话，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对门唐先生遭劫，她们说了些什么他根本未曾留意，只依稀记得好像是说“运气好”、“这一趟跑得值”之类。三女的沪语都带着一点儿不是很明显的浦东腔，嗓音比较好听，似乎还透着几分嗲。

二、发现赃物

　　回到分局，已近午夜。贺德祥叫上衣福根、龚滔去食堂吃了简单的夜宵，返回刑侦队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根据领导安排，贺德祥是专案组长。小伙子在部队是侦察班长，此刻市公安局还未挂牌，军方接管代表的身份仍是军人，衣、龚两人按照旧时的规矩，对军爷的称呼抬高一级，士兵称班长，班长称排长，因此说话时一口一个“贺排长”。贺德祥听着觉得别扭，便说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革命不分先后，您二位是刑侦界的老法师，还得对我这个新手多多指教，就叫我“小贺”吧。

　　言归正传，贺德祥先要了解的是女盗所说的双枪王八妹是何许人。衣福根、龚滔便向他介绍了此人的基本情况——

　　王八妹，本名王百器，1906年出生，江苏省金山县金山卫镇扶王埭（乡村小集镇）人氏。此女出生后，因眉毛浓黑，略呈八字，故取乳名“八妹”。王家家境贫困，王八妹自小由父母作主给钱圩乡八字桥吴姓理发师作童养媳，十六岁上遇一算命先生，说此女命犯“六冲”，首克其夫，公婆闻此忧心忡忡，备一小轿将其送回娘家，认作义女了事。回到娘家的王八妹为谋生计，跟着村里人贩卖私盐。王八妹生性粗野，有一次，她贩运的私盐被缉私警夺去，王八妹气愤难平，返乡途中至江浙界河时，看到缉私营机船上几名盐警正在吃喝，就打死了船上的盐警，夺了他们的钱和枪。此后十来年，王八妹浪迹于金山、平湖一带及太湖周围，拜太湖盐霸李大汉子为老头子，从事武装贩运私盐活动，白天贩盐，晚上抢劫，成为江、浙、沪交界地区风云一时的女匪。

　　1931年，国民党当局在太湖地区清剿土匪，王八妹在逃往奉贤乡间途中被军警抓获，当场在她身上搜出两支短枪。当时，上海的《申报》登了这则新闻，双枪王八妹之称就此流传开来。不久，帮会动用关系疏通，王八妹获释。随后的几年里，她就在浦东奉贤南桥经营茶馆。由于双枪王八妹的名气，各路江湖人物都愿意结识她，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37年抗战爆发，王八妹在奉贤乡间收集长短枪三十余支，组成抗日游击队，首次出击，就击毙日军九人。不久，她与浙江平湖抗日自卫队队长谢友胜结为夫妻，组成“江南挺进队”。随后，王八妹率部在嘉兴等地打了几次伏击战，歼灭日军数十人。国民党当局随即将“江南挺进队”收编，给了王八妹一个官职：“江浙沪边区护航纵队司令”。

王八妹率部游击于两省一市边区，频频出击，多次袭击日伪军，获得不菲战果;同时也时不时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发生摩擦”。抗战胜利后，王八妹“护航纵队”的番号取消，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王仍任司令，并以地方士绅身份当选为平湖县参议员。1948年1月，王八妹先是担任“浙江省第一区戡乱工作团副总队长兼平湖县勘乱建国大队大队长”，后又改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苏浙沿海游击第一纵队司令”。

　　王八妹在上海滩的名气经久不衰，坊间对其评价不一，对其身份的界定也有几种说法，诸如女土匪、强盗头子、抗日英雄，等等。上海解放前夕，报纸还刊登了以《声名永不减》为题的介绍王八妹的文章。平湖、金山一带相继解放后，王八妹下落不明。

　　衣福根、龚滔你一言我一语正说着，已经内定为分局副局长的军管小组副组长老朱来了，他摆摆手示意继续，坐在一旁静静听完后说：“根据情报，王八妹已在上海解放前夕率部逃往大洋山以及周边岛屿去了。那三个女强盗自称是奉王八妹之命，这个情况是真是假必须查个明白。”

　　老朱离开后，三刑警先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龚滔的妻家就在金山卫，对王八妹这个地方名人时有耳闻，有一次陪妻子回乡，甚至还亲眼见过在镇上闲逛的王八妹，还有四个佩枪女子尾随其后，可见王八妹是有贴身卫士的。那么，今天作案的那三个女案犯是不是王八妹的贴身卫士呢？龚滔说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从唐文章所描述的那三个女盗的体形判断，似乎并不强健，跟他亲眼所见的那四个女土匪的体形不可同日而语。须知担任贴身卫士的首要条件就是个头儿高大，才好挡子弹，若王八妹遇到危急情况（比如负伤）可背负其逃跑;二是据唐文章所说，那三个女盗肤色都比较白嫩，据此判断应该不是常年在露天活动，这跟王八妹卫士的条件也不相符。龚滔见到王八妹那次，在金山卫住了四天，每天早晚都看见王八妹的部队在镇外空场上出操，其中有十几个女子，估计那就是王八妹的卫士班了。试想，每天在野外活动的人，怎么会肤色白嫩？三是三女盗在唐文章的保险箱里放了一方“巾帼团”丝帕，这个举动上有两处与江湖规矩不符：其一，留丝帕就是江湖人所谓的“留字号”、“报名头”，但凡有此一举，那必定会留在明处，而女盗却留在暗处，而且是锁在保险箱里;其二，据唐文章说，三女盗出场伊始已经亮过字号，自称是双枪王八妹派她们来借金子的，按说留字号的话那也该留王八妹的名字，不可能留一个江湖上闻所未闻的什么“巾帼团”。而王八妹是个老粗，想破脑袋大概也想不出“巾帼团”这么个字号。因此，龚滔认为这个案子应该跟王八妹没有关系。

　　另一老刑警衣福根也同意龚滔的观点，还补充说：“苦主的保险箱里另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如银器、古玩字画、野山参、麝香什么的，这些并非多沉重的东西，她们却没有顺手牵羊一并劫走，这也不像土匪起家的王八妹帮伙的行事风格。”

　　贺德祥点头表示赞同：“那就先撇开王八妹这条线，我们商量一下接着应该怎么调查。”

　　一番讨论后，刑警决定通过调查赃物下落来追查案件线索。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活儿不好干。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销赃渠道太多，要想对赃物进行布控很犯难，尤其是眼下刚刚解放，“黄白绿”特别吃香，地下黑市泛滥，“黄牛”多如牛毛，仅仅三个刑警，这活儿简直没办法干。更糟糕的是，衣福根、龚滔两个老刑警原先掌握的耳目，也因社会秩序混乱大多销声匿迹了，只剩两三个小蝥贼可供驱使。

　　贺德祥说，再困难咱们也得干下去，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接下来，三人对布控什么赃物进行了讨论。黄金、美钞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因为这是市场

上“黄牛”大量吃进的紧俏货，估计女盗暂时不会出手，首饰也是这样;三块名表和那只用来装赃物的小巧精致的英国“LCN”名牌皮包，倒是很有可能会尽快脱手的。分析到这里，三刑警已经有了目标——旧货商行和钟表店铺。专案组马上定下了侦查计划：贺德祥负责跟各分局军管组联系赃物布控;衣福根负责走访街坊邻居;龚滔走访唐文章，指望他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价值的细节。

　　第二天上午，贺德祥上班后立刻给各分局军管组打电话拜托布控事宜。一个圈子下来，寻思本分局的布控看来没人为专案组代劳了，干脆自己往各派出所跑一趟，正好可以跟基层同志熟悉一下，以便日后开展工作;另外还可以顺便跟几个熟识的战友见见面，聊几句。

　　主意打定，贺德祥便骑了辆估计是旧刑警前一阵办案时收缴的赃物自行车出门而去。第一站是平凉路派出所，没想到，进门竟然就撞到了运气——他一眼看到已经内定为派出所长的原部队同营二连连长闫金海的桌上赫然放着一个棕色牛皮包，不禁一怔，怎么和三个女盗装赃物时从唐文章家带走的那个包有点儿像啊？他只顾盯着那个包看，竟忘了跟闫金海打招呼。老闫一撇嘴，说这个小贺，进了分局，连老首长也不认了！旁边两个熟识的战友跟着起哄。贺德祥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敬礼，然后说闫连长我看这个包有点儿眼熟，是从哪儿来的？

　　军管会昨天刚接管市局、分局、派出所，全局工作尚未正式展开，各分局、派出所互相之间还没有通过气，闫金海这边对昨天发生的那起抢劫案毫不知情，当下就问是怎么回事。贺德祥匆匆简述了一遍，然后去看那个牛皮包，颜色已经对上，再看尺寸，长七宽五也对得上，正面包盖上那块黄铜铭牌上的英文字母正是唐文章所说的“LCN”！闫金海听了案情，笑说算你小贺运气好，接着喊了一声“老何”，话音刚落，一个背脊有点儿驼的老警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把发现这个包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今天上午，老何骑着自行车来派出所上班，半路上经过菜市场，忽然前面人群中闪过一张熟悉的脸，正是以往隔三差五时不时要被提溜进警察署的小偷丁二赖。若是在以前，老何肯定得过且过，向来没有“主动出击”之说，即便被苦主当道拦下还常常推三托四，打着官腔让人家走程序，先报案，等上司指派下来让干这茬活儿时再出警，至于能不能破案，即便破了案是否追得回赃款赃物，那就要看苦主的造化了。可是打昨天开始，情况不同了，上海解放了，共产党已经接管了警察局，军代表给大伙儿开会时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愿意留下的可以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干警察的都是人精，老何马上听出第一句话是客气，后面那句才是真的：是否能留用要经过审查。至于审查什么，以老何的理解，无非就是一看历史情况，二看现实表现。五十出头的老何干了三十多年警察，除了吃警务饭其他什么都不会，要养活一家子，只有继续干警察。他没有历史问题，也没干过欺男霸女伤天害理之事，这方面应该经得起审查，剩下的就是现实表现了。所以，今天老何看到人群里有丁二赖，寻思这小子大清早出来，无非就是为了捞点儿什么，于是立刻作出反应，来不及下车就大喝道：“丁二赖，你给我站住！”

丁二赖已经发现老何了，正想躲藏，可是没来得及。听老何一声大喝，倘若在往日那肯定乖乖站下，听候处置，可是今天却不同，听见大喝反而立马分开人群往旁边弄堂里逃。老何便知必有问题，当下把自行车往旁边一个菜摊上一靠，让菜贩子给看着，拔腿就追。丁二赖十五六岁，身手灵活，人也精明，按说要逃脱老何的追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今天运气不好，逃不多远，为避让迎面过来的一辆自行车，一个跟头摔在水洼里。等到爬起来想再逃，老何已经站在跟前了。随同丁二赖一起落到老何手里的，还有那个“LCN”牛皮包。老何一看就断定是赃物，连人带包提溜到派出所。刚刚给闫金海说了情况，贺德祥就来了。

　　老闫问贺德祥：“你看你是自己讯问，还是和老何一起？”

　　贺德祥寻思先得查明白这个包究竟是不是唐文章的，如果不是，那岂不多此一举？于是就说要不我先把这个包拿去让遭抢劫的唐先生辨认一下，这边你们先讯问着。

　　唐文章辨认之下，马上断定这确实是他昨天被抢劫的那个包。因结论下得过于迅速，贺德祥有些怀疑，正沉吟着该怎么措辞，唐文章看出了这一点，说贺同志您可以把包里面最大的那个内袋翻过来看看，上面有我用毛笔写的名字和购买时间。贺德祥一看，果然里面写着“唐文章”及“民国三十三年仲秋购”的字样。

　　返回派出所，老何已经问明了丁二赖的口供，说是昨晚在他家附近的垃圾箱里捡到的。初时以为是个破包，心想拿回家也好，可以把没损坏的皮革剪下来卖给弄堂口的小皮匠，哪知拿回家用抹布擦干净一看，竟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七八成新的好包，老爸指着上面的铭牌告诉他，这是英国名牌，全新的要卖四五十大洋一个哩。丁二赖就寻思把它拿到旧货店去卖个十块八块的。今天上午，丁二赖拿着这个皮包，想去找菜市场对面专门修理雨伞、箱包的徐老头儿了解一下，看值几个钱，回头也好跟旧货店主讨价还价，没想到正好撞到老何，被他断然一喝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拔腿就逃，结果就给拿下了。

　　闫金海对贺德祥说：“这事儿听下来跟我们派出所没有关系，那我就把这小子交你带走，由你们专案组处置就是。”

　　贺德祥如此这般听下来，满怀的期望已经变成了肥皂泡泡，暗忖那丁二赖说的多半是真的，调查当然是需要调查的，但如若这小子跟本案没有什么关系，是关是放还得打报告请示，那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就说：“人，我要带去指认捡包的现场，但指认完了我还得送他回派出所，是你们抓的，还是由你们处理吧。”

　　老闫笑道：“你小子倒还挺鬼的。好吧，我这边帮忙帮到底，让老何和你一起去指认现场，否则丁二赖说的上海话只怕你听不懂。”

　　贺德祥带人之前，先跟丁二赖谈了谈，大意是昨天发生了一起什么样的案件，现在分局组建了专案组进行调查，这个包已经证实确是被劫财物中的一件，所以希望你对我说实话，否则，那就不是在派出所待一会儿了。丁二赖再次申明他说的是实情，于是，贺德祥就和老何带上他前往昨晚捡到包的那个垃圾箱去查看。接着，又去了丁家，向丁二赖的父母、邻居了解丁二赖昨天傍晚的活动情况，得知他并无作案时间，因此并不存在给女盗望风之类的嫌疑。老何征求贺德祥的意见后，让丁二赖待在家里不要离开，这几天如若有事儿找他，必须随叫随到。

　　回去的路上，贺德祥向老何请教这该是怎么一回事。老何的三十多年警察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干的是刑警，尽管并无建树，但分析这种情况还是有经验的，当下就说了自己的见解：女盗用这个包装了赃物离开现场，行至这里，把包里的赃款赃物分藏于各自身上，把皮包扔进了垃圾箱。估计这并非分赃行为，而是一种反侦查的手段，她们预料这个皮包肯定会被人捡去，然后，拿到旧货店出售;而警方呢，肯定要布控的，那就可以把警方的调查视线引开。

　　贺德祥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三个女人这么阴险？”

　　老何微微一笑：“这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反侦查手段，估计也是从小说或者电影

里学来的。”

　　贺德祥马上联想到“巾帼团”这个名称，不住点头称是。

　　接下来，专案组自然就有活儿干了：走访平凉路一带的居民、商铺，询问是否有人看见过那三个女盗。了解下来的情况跟上午衣福根走访榆林路的居民、商铺一样，有人曾经看见昨天傍晚有那样三个女子出现过，但谁也没留意她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停留了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当然更别指望正好有哪位认识三女中的某一个——在侦查工作中，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出现的概率极低，如果撞上，那叫运气好，而人的运气不可能一直都好的。

　　两天过去了，赃物布控没有什么进展，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这使专案组三位刑警很是郁闷。这种郁闷，一直持续到5月30日中午，就被另一种情绪——愤怒——替代了。谭老板的噩梦

　　上海市提篮桥区有一条马路叫霍山路，霍山路上有一家“大众盒厂”，这是一家有一百多名工人的冷门专业工厂，专门根据客户要求制作各种各样的盒子，印章盒、印泥盒、墨盒、化妆品盒、珠宝首饰盒、拜盒（旧时用来装名帖的一种容器，以红木、黄铜、白银等为材料）、百宝盒、糕点盒、酒盒、医用棉球盒一直到骨灰盒，只要客户说得出，该厂都能制作，所用材料根据要求从寻常木头、石头直到水晶玉石、黄金白银应有尽有。

　　“大众盒厂”的老板名叫谭介锦，湖南茶陵人氏，据说系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的族亲。其父倚仗着这份关系，民国前期在上海海关谋得一份差事，官位不高，但绝对是个肥缺，不说受贿，光是薪饷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津贴、车马费、夜餐费、加班费什么的加起来就够他供养三个大小老婆了。谭介锦系大老婆所生，长房嫡子。老爸原是想让他做官的，谭延闿虽然不在人世，但其影响犹存，凭此再加上金钱打点，给谭介锦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往下是否能够有所发展，那就要看儿子的本事了。却不料谭介锦自小喜欢的不是攻读书本，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钻研的却是刻章雕玉之类。老爸倒也开通，说此乃天意，你喜欢雕虫小技，那就让你自己发挥，往这条道上发展吧。谭介锦二十岁上，老爸去世，他就用分得的遗产开了这么一家盒子工厂。十多年下来，经营得不错。

“大众盒厂”占用的地皮，系谭介锦的老爸生前跟杜月笙赌博时赢得的一块空地，不算大，但也有三亩，分家时因谭介锦要开厂，所以就给了他。谭介锦斥资建厂房时，还造了一幢小洋楼作为其住所。三年后他娶老婆，就作为婚房。这是当时江南地区比较流行的厂宅合一、前店后宅的格局。抗战胜利后，谭介锦通过朋友关系，从大发“劫收”财的一个“军统”大特务手里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下了一辆1940年出厂的二手美国福特。谭介锦动手能力颇强，他不像其他老板那样聘用专职司机，而是自己开车，即使出去应酬也不例外，喝酒后照样驾驶，反正那时交警不查酒驾，只要不把汽车开得七拐八弯，是不会被拦下的。

　　这天上午九点多，谭介锦开车外出。他平时一向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别说厂里的襄理、账房先生，就是他的老婆也不知道丈夫今天去哪里、去干什么。这辆黑色福特开出“大众盒厂”大门后，不过五分钟，忽然去而复归。门卫对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谭老板的记性有时会发生短路，什么东西落下了回头来取的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发生一次。使门卫不解的是，轿车出去时只载着谭老板一个人，此刻副驾位置上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用淡黄色宽檐亚麻帽把大半张脸挡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下巴颏的不知路数的女人（根据白皙的下巴作出的判断）;而后面车窗原本是打开着的，此刻却已关闭，还扯上了窗帘，因此后排座椅上是否坐着人就不清楚了。

　　轿车穿过前面的厂区，直接开到被围墙隔开的只有一个月亮形门洞可供进出的后院，在那栋小洋楼前停下。谭家是雇佣保镖的，这个保镖真名不清楚，人都唤他“和尚阿四”——究竟是否出过家，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和尚阿四”一手少林拳打得很好，还会硬气功，枪法也不错，不过他那支手枪已经在前天根据市军管会的布告上交分局了。当初雇佣“和尚阿四”时，谭介锦给他明确过安保职责：因本厂的原材料和成品中有黄金白银玉石以及珍贵的乌木，所以那些东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至于老板以及家室的安全，还在其次。为什么呢？因为谭介锦相信不会有人动绑他或者家人的脑筋，上海滩比他有钱的老板车载舟装都数不过来，哪个强盗瞎了眼睛来绑他？不过，“和尚阿四”每天的有些时段还是待在后院谭家院子里，因为谭太太不能容忍一个整天游手好闲却拿着比账房先生还高出一截薪水的大男人到处晃荡，说这会带坏其他工人，还规定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必须到后院听她使唤，干些零碎杂活儿，实在没活儿干，就教其九岁的儿子打拳。此刻，谭介锦的轿车去而复归，“和尚阿四”正在教习拳术。师徒俩看到轿车，并不吃惊，自顾飞拳踢腿。

　　轿车驾驶座这边的车窗摇下了半扇，传出谭介锦一贯的沙哑嗓音：“阿四，你去把我房里那口保险箱搬下来，放在后备厢里。”

　　“和尚阿四”闻声收式，嘱咐少东家：“少爷，你别乱跑，去树下蹲马步。”

　　谭少爷对“和尚阿四”比对爹妈还买账，答应一声，乖乖地照办。片刻，颇有膂力的“和尚阿四”便独自把那口二百来斤的家用保险箱从二楼老板卧室搬了下来，放在福特的后备厢里。轿车再次启动，开出厂门，往上海东北角市郊接合部的五角场方向驶去。

　　“和尚阿四”注意到老板戴着一副大框架的墨镜，对少东家说：“你爸今天戴的这副墨镜很好看，肯定是外国货，就像以前七十六号特工戴的那种。”

　　少东家顿时来劲：“是吗？一会儿我跟妈妈说，叫她给我也买一副。”

　　而这时，谭介锦戴着那副大墨镜，已经把轿车开到了五角场。六十多年前的五角场，跟今天的五角场当然不好比，那时该地还是一个四周被田野、小河包围着的集镇，没有高楼大厦，镇外就是成片成片的农田，农田间时不时可见钢筋水泥碉堡，那是国民党军队为“守卫大上海”建造的。谭介锦把福特停在距离镇外通往吴淞的那条公路二十多米的一个碉堡前，车尾对着碉堡门，正好挡住了公路上过往行人的视线。谭介锦坐在驾驶座上，大墨镜后面，是求助无门的绝望眼神。

　　对谭介锦来说，刚刚经历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谭介锦今天出门是去跟新成区的一个英国佬谈生意的，对方正准备回国定居，愿意将手里的一批薄钢板削价出售。谭老板比较关心时事，以此分析国内的经济动向，他认为西方国家将会联手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诸如钢板、铜板、白铁（铝）、五金配件之类的商品必定会成为市场上的紧俏货，所以，他想果断出手买下来。他驾驶着轿车经过三角地菜场的时候，由于人多，被迫减速行驶。忽见迎面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高个儿女子，冲他连连招手。谭介锦还以为是哪个认识自己的朋友家眷，便踩了刹车。那女子双手扳着开启了一大半的车窗，嘴里一迭声说道：“先生！帮帮忙！我的朋友脚扭伤了，麻烦你捎她一段路，到公济医院就下来。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谭介锦这才发现路边另有两个打扮得很时尚的俏丽女子，其中一个穿浅绿色连衣裙的由她的同伴搀扶着，一只脚悬空，不敢着地，脸上表情痛苦。三角地这边以前是美租界，后来与英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已经开发上百年了，其时属于仅次于原法租界、西区公共租界的热闹地段，别说谭介锦这种脑子里从未有过治安防范意识的老板了，即便是个吃警务饭的巡捕，置身四周市声嘈杂人头济济的环境中，又是面对着扭伤脚的美女，那份职业性的防范意识只怕也会烟消云散。当下，谭介锦根本没有想过是否有什么不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点了头，下车拉开后车门，让高个子和她的同伴把伤者扶上车。高个子安置好她们后，返身坐在副驾驶座上，嘴里又是一连串的“谢谢”。

　　公济医院1953年改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院名延续至今;三角地菜场作为上海最早的一家室内菜场，也还存在。上百度地图查询，这两处地方不过六百余米距离，开车转眼就到。谭介锦想把车停到急诊室门口，副驾驶座上那高个儿女子指了指停车场一角：“就停那里吧。”

　　事后想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破绽，哪有载着伤者的车不停在急诊室门口的？可惜谭介锦没有意识到，照办了。当时私家车凤毛麟角，英国佬设计的医院停车场面积又大，一眼望去空荡荡的。谭介锦把车停妥，刚想下车相帮扶人，耳畔骤然响起一个跟之前的语调截然不同的声音：“不许动！”他下意识地侧过脸，顿时惊呆了——那高个儿女子手持左轮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还没回过神来，背后一声娇叱：“老实点儿！”后脑勺上也顶上了一件硬物！

这等情势，谭介锦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就这样，他被迫戴上了对方递过的大墨镜，接受对方的指令，乖乖地驱车回厂，把保险箱装进轿车后备厢，又遵照对方的指令开到了五角场。此刻，谭介锦只求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

　　三女盗说话倒也算数，到了五角场，让谭介锦交出保险箱钥匙和密码，把箱内的三十两黄金、两百多枚银洋、十三件首饰全部劫掠（股票、债券、借条、合约等未动）后，没伤他一根毫发，保险箱钥匙也还给他了，只不过临离开时把他的双手绑在了方向盘上。那个伪装伤者的美女强盗还对他嫣然一笑，拿出一块六寸见方的人造丝帕，上有用粉红色丝线绣的“巾帼团”三个核桃大小的空心正楷字，说是奉双枪王八妹之命，送给谭先生留个纪念，以后江湖上如若遇到有谁跟你过不去的，只要出示这方丝帕，对方只有买账的份儿。说着，用丝帕盖住了谭介锦那双被绑在方向盘上的手。

　　其时，公路上正好有一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卡车缓缓驶过，谭介锦的手虽然被绑着，可是伸出手指就能长按喇叭（后来他就是用这个动作呼救的），这样一来，肯定会引起解放军的注意。不过，谭介锦没有这么做——如果那三个女盗回过头来赏他几发子弹，那性命就没了。

　　谭介锦就这样被劫了。他的被劫，想想应该比唐文章还窝囊。

四、重组专案组

　　警方对于此案自然是无比震惊，已经内定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的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李士英立刻下令严查该案，如果确系与5月27日榆林路那起抢劫案有关，应串案并侦;并指示榆林分局侦查“5•27”抢劫案的专案组前往提篮桥分局会商，以确定是否系同一伙案犯作案。

　　提篮桥分局抽调了四名刑警侦查该案，他们与榆林分局的贺德祥、衣福根、龚滔三刑警交换了意见，案犯的人数、外貌特征、作案工具（枪支）和作案手法（都是在手指上贴了医用胶布）都能对上号，由此断定确系同一伙案犯作案。于是，经市局批准，两案串案并侦，由提篮桥分局刑侦队指导员宋宝道担任组长，贺德祥为副组长。

　　宋宝道是山东乳山县人，三十五岁，曾在上海公平路码头上当了七年搬运工人。二十三岁时，经一曾在码头上受过他帮助的法租界工部局下级官员的介绍，进入法捕房当了一名看守员。两年后，因替关押对象私递信函被开除，但他也因此参加了革命工作——那个关押对象系中共地下党员，为其介绍了一份公开职业——给“包饭作”（旧时私营的专为公司、小厂、商店等提供午餐的食堂）打工，那“包饭作”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交通站，宋宝道则成为了一名地下交通员。1942年，交通站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破坏，宋宝道转移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曾在法捕房干过，他被分配到情报部门。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前一个月，宋宝道奉命化装潜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华野大军兵临城下时，宋宝道不幸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已被敌人圈定执行枪决，但尚未执行，上海就解放了。接管提篮桥分局的军管组领导是其战友，就把他留了下来，内定为刑侦队指导员，由于公安局尚未挂牌，对外只说是军代表。

　　之前宋宝道曾率领刑警勘查现场，还跟苦主谭介锦谈了半个多小时，因此他对“5•30”劫案的情况是清楚的，可是对“5•27”劫案却不甚明白。当下，贺德祥等三人把“5•27”劫案的案情以及这两天的调查情况作了介绍，然后众人分析案情。榆林分局三刑警没有料到的是，提篮桥分局刑警对于案犯来路的推断正好与他们相反——三女盗很可能是王八妹匪帮成员。

　　提篮桥分局的刑警持此观点，当然是有理由的：一是三女盗都持枪，据唐文章、谭介锦二苦主陈述，其架势还真像以前见到过的巡捕房包打听和汪伪“七十六号”特工，一看便知对手枪并不生疏。试想，上海滩能玩枪的女人有几个？除了“军统”（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女特务之外，那就是王八妹那伙人了。二是根据宋宝道从市局政保处一位老领导那里获悉的最新情报，王八妹已于5月8日被国民党方面任命为“国民政府浙江省平湖县县长”，“县府”设在大洋山（位于杭州湾与长江口交汇处海面上的一个岛屿，当时属崇明县，1950年划属嵊泗县）。按照国民党方面的“战略方针”、王八妹匪帮的一贯做法和其对上海的熟稔，该匪帮的“掌门人”王八妹必然会急于在上海布设密点，而且不止一两个。所以，连续作案两起的三女盗应该是王八妹的部属，赶在上海解放伊始的当儿就急不可待地作案，既是为筹措活动经费，也是趁机制造混乱。

　　至于贺德祥等三人之前排除王八妹匪帮涉案的理由，提篮桥分局的刑警认为也站不住脚：肤色白皙，可能因为三女盗以前就是王八妹安插在上海滩的“地下人员”，她们长期生活在都市，所以有此肤色;至于那方“巾帼团”的丝帕，应该是出于混淆侦查视线的考虑（从抛弃装赃物的那个皮包来看，案犯是具有这种意识的），同时也是为了制造混乱、扰乱人心。

　　两种观点发生了碰撞，榆林分局三刑警中，衣福根、龚滔是旧警察，不敢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贺德祥敢说话;而提篮桥分局宋宝道那三个部属，虽然也是旧刑警，但其中的杨瀛君、许仁俊分别是地下党、团员，另一刑警祝耀辉也是进步分子，参加过中共的地下活动，所以，他们都敢于充分发表意见。贺德祥就明显处于劣势了，而且他于刑事侦查纯是新手上路，跟对方三个行家里手争辩的结果可想而知。最后，由组长宋宝道定夺，他当然是支持自己部属观点的。于是就定下了侦查方向：从调查王八妹在上海的密点着手。

　　这时的专案组已有七名成员，分局和各派出所也吸纳了一些由原地下党组织介绍过来的进步群众，在警务人员的指导下协助干一些杂事儿，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志愿者。专案组不管到全市哪个区调查，只要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就会有人在约定的地点等候，给刑警介绍情况、带路，以及传唤受调查人员，有时还相帮做笔录。所以，专案组对王八妹在沪联络点进行查摸时，倒也没有特别不顺手的感觉。

　　贺德祥原以为宋宝道虽说以前在法捕房干过，但他干的是看守员，到新四军后干的是情报工作，估计对刑事侦查工作的了解程度比自己也高不了多少。哪知，宋宝道投入工作后，一出手就使贺德祥觉得自己是门缝里看人，把领导看扁了。

宋宝道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当年在法捕房当看守员时，一心想调往刑事部当一名包打听。外国人掌管的捕房固然也讲点儿人情，买点儿面子，但更注重工作效率和质量，对用人的要求比较严，宋宝道的那位朋友即便开口，人家也不一定买他的账，所以宋宝道就决定自学。他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除了买遍了市面上买得到的中外侦探小说，一遍又一遍地看，还跟包打听、刑警交朋友，他们把逮捕的人犯押送看守所时，他准备好茶水和香烟，还打电话叫外卖送点心，刻意奉承，殷勤款待。为的啥呢？就是想听听人家是怎么破的案、逮的人，了解的详细程度比记者还记者。另外，他对在押人犯很和善，值班时没事就跟人家聊天儿，了解其作案手法、失风原因。如此费钱费力，不为别的，就是为间接积累刑事侦查经验，哪天逮到机会进了刑事部，就可一显身手，出人头地。

　　可惜的是，在法捕房期间，宋宝道始终没当成刑警，不过后来做地下工作时，他学得的这一套用于收集情报也能奏效。如今，真正当上了刑警，他多年的积累终于派上用场了。

　　调查王八妹的关系网，宋宝道采取的方式是：先派刑警分赴全市三十个分局（市区局二十个、郊区局十个）看守所，直接向所方索阅人犯登记材料，从案由判断是否跟浦东方面的土匪强盗有关系;再向看守员了解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比较有名的匪盗，如有的话，立刻讯问，不问别的，单问是否认识王八妹，是否与其打过交道。如此折腾了三天，专案组手里已经有了一张王八妹在上海滩的关系图。

　　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那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商议分工调查事宜。宋宝道晃晃手里的那沓材料，说我数了数，一共有三百二十三名对象需要调查，我们运气好的话，会从中发现线索……刚说到这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电话是分局值班领导打来的，说刚接到市局政保处的指示，要求专案组立刻停止有关王八妹匪帮线索的调查。宋宝道放下话筒，把电话内容对专案组刑警一说，大家都感到奇怪。老宋自己倒已经明白了，说可能我们专案组的调查妨碍了政保同志正在进行的对王八妹匪帮的监视，那好吧，服从命令，停止调查，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后来案件真相大白后，专案组诸刑警都暗自庆幸，还好有市局那个电话，因而停止了对此环节的调查，因为事实证明之前的推断是错误的，三个女盗跟王八妹匪帮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面的具体情节，容后细说。

　　当下，专案组重新分析案情，梳理线索。午夜时分，总算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线头：不管案犯是王八妹匪帮成员或者是来自其他方面的什么人，她们作案两起，收获颇丰，堪称一枪一个准。那么，她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苦主唐文章、谭介锦家中肯定有“货”的信息的呢？

　　这个问题，之前榆林分局专案组三刑警讨论过，而且专门指派刑警龚滔去向苦主唐文章了解。会上，龚滔说了一下向唐文章了解的情况，于是就牵涉到一个人——本文开头曾经提及的新成区西医汪某，此人了解唐文章的经济状况，又清楚地知道5月27日傍晚唐文章从其诊所离开后直接回家，会不会是他向女盗透露了这个信息，甚至他就是女盗的同伙？

　　专案组认为，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尚需看另一个苦主谭介锦的信息被透露是否跟汪某有关，决定次日派员走访谭介锦，另外，还需要再次向唐文章了解其财产、家庭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其他渠道。

　　6月3日，两拨刑警分别走访苦主唐文章、谭介锦。贺德祥、衣福根、龚滔三人跟唐文章谈了将近两小时，但未能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唐文章说关于他的财产情况，“家有金银邻有秤”，外面肯定有所知察，别的不说，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明摆着的。还有那口家用保险箱，当初买回来时，搬场公司的工人从车上卸下来，当场就引起围观人群的一阵惊呼，毕竟这年头上海滩拥有私人保险箱的属于凤毛麟角。至于跟别人的交往，以前比较多，抗战后就少了，待到老婆死后，那就更少了。而且，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自身经济条件都很好，人的素质也高，从来不跟黑道匪帮打交道，相信不会跟案子有关系——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将重要物品存放于银行保管库（那些朋友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只要向女盗露点儿口风，5月27日那天，女盗必定会逼着他交出银行保管箱密码，连夜去银行把东西拿出来。那可就不是损失二十六两黄金和几件首饰的事了。

　　另一拨刑警，提篮桥分局的杨瀛君、许仁俊、祝耀辉去了“大众盒厂”走访谭介锦。谭老板性格比较内向，遭此不幸，加上他平时就凶悍如虎的妻子的河东狮吼，又适逢黄梅天这种潮湿闷热的气候，已经病倒，虽然没有终日卧床，也得大服中西药物。刑警登门时，他刚喝下一碗汤药，苦得不住地咂嘴巴。这种病怏怏的状态，加上河东狮在一旁虎视眈眈，当然不宜作深入交谈。也就不过二十来分钟，刑警就告辞而出。

　　三刑警商量，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吧，谭老板谈不出什么，是否可以找他的属下聊聊呢？三人都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厂部办公室，那里只有财会股长（即账房先生）孙先生一个人在，戴着老花镜，算盘打得爆豆响。见刑警进门，说声“稍等”，打完这一轮，用毛笔记下数字，这才起身相迎，递烟沏茶热情接待。刑警跟他聊了几句闲话，把话题转到了谭老板遭绑架这件事上，说孙先生你对此有什么高见？孙先生缓缓摇头，嘴里吐出四个字：“不大好说！”

　　这就是说，他对此是有看法的，只不过有顾虑不便吐露。这下，刑警来了劲，盯着对方追问，还反复表态肯定会保密，总算把他说动，终于说出一个名字来——杜登高。

　　杜登高就是谭介锦的保镖“和尚阿四”。据孙先生介绍，此人系江苏省金山县人氏，出生于金山卫，自幼父母双亡，流浪要饭为生，十二岁去了少林寺，待了五年，学得一些武功。后来当过兵，还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负伤后离开军队。之后是怎么混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抗战胜利后那一年，他受雇于谭老板，做起了保镖。听谭老板闲聊时说起，他是从南市那边的一家国术馆把杜登高聘来的，当时杜在那里当武术教头。

　　刑警问孙先生：“您老认为这个人怎么样？”

　　孙先生跟谭介锦是亲戚，按辈分谭介锦该唤其表舅，所以他对谭介锦这次遭遇不测也颇上心，显然已经考虑过案犯是从哪里获得的有关谭老板的信息这个问题。他听谭介锦说起过被劫的详细过程，对女盗报出双枪王八妹的名头之举印象犹为深刻，当下就说：“刚才我说过，这个杜登高的出生地在金山卫，如果我没有记错，双枪王八妹也是金山人氏，出生在金山卫。”

三刑警一怔，先前听对方说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倒是疏忽了，现在经孙先生一提醒，立即意识到这确实值得注意，于是就问孙先生对杜登高是否有怀疑。后者说，杜登高在谭介锦出事前的两三天里曾经出去过几次，虽然时间不长，每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为此还被老板娘说了几句。

　　专案组对孙先生所反映的情况很是重视，正副组长交换意见后，宋宝道便指派刑警衣福根、许仁俊前往南市找那家国术馆的老板了解杜登高的情况。衣、许到南市打听下来，那家国术馆早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就关闭了，好在国术馆馆主就住在附近，便找上门去。馆主姓查，回族人，是南市一带颇有名气的谭腿高手，听说曾参加过国术擂台赛，打败过洋人。如今查馆主已经六十开外了，依然身板挺拔，说话中气甚足。

　　据他介绍，杜登高当初是由他的一个叫史保纲的师弟介绍过来的，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国术教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大约两个月，史保纲驾着一辆汽车来南市找他，把负伤的杜登高托给师兄，说这是部队上的一位弟兄，在前线为救他负了伤，请师兄照料。说罢，留下五十枚大洋就匆匆开车走了。查馆主就收留了杜登高，杜伤愈后，上海华界已经沦陷，杜登高就留在国术馆当了一名教头。查馆主回忆下来，说平时跟杜登高闲聊时曾听他说过他跟王八妹是同乡，好像还攀着点儿亲戚关系;此外，杜登高还是青帮弟子，时常有帮会中人来找他。

　　专案组决定继续往下调查，那就要去金山王八妹的家乡了。6月4日，刑警贺德祥、衣福根、许仁俊受命前往。当时交通不便，刑警又无交通工具，只有跟寻常外出旅行的老百姓一样乘车搭舟，一去一回花了将近两天时间。6月5日傍晚，三刑警返回专案组驻地，汇报说杜登高确系王八妹的同乡，他的出生地史家宅距王八妹的出生地扶王埭只有五里地，不过，杜王两家并不沾亲带故，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两家曾有过什么来往。

　　但是，据曾给王八妹匪帮烧过饭的刘厨子说，抗战期间，他曾亲眼看见杜登高到过王八妹的驻地，是和上海滩的几个青帮人物一起来的，其中有杜月笙的弟子何真新，杜登高的身份应该是随从或者保镖之类。当时，王八妹设便宴款待上海来客，特地请原本不可能与那班青帮客人同桌吃饭的杜登高入席，说杜登高是她的同乡，希望他在上海滩得到大家的关照。刘厨子上菜的时候，正好看到杜登高向王八妹敬了一杯酒。

　　刑警顺便问了问王八妹是否有贴身卫士。刘厨子说王八妹的卫士是清一色的男子，都是身强力壮的同乡族亲小辈。那么是否有女性呢？有的，那是贴身勤务兵。她们有的有枪，有的没有。有枪的也不是王八妹配发的，而是她们自己想法搞到的。刑警又根据唐文章、谭介锦所述，大概其说了一下那三个女盗的体态容貌，向刘厨子查证是否有那样的勤务兵，刘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专案组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案犯系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之说。之所以怀疑杜登高，是因为他是王八妹的同乡。既然三女盗与王八妹无关，那怀疑杜登高的理由就不存在了。不过，账房孙先生说到的杜最近的几次看似不正常的外出，还是需要查证一下。次日，侦查员正要去盒厂找杜登高谈谈，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杜登高被市局抓去了。宋宝道往市局打电话询问是哪个部门抓的人，回话说是政保处。于是，就请提篮桥分局领导出面跟政保处联系，要求向杜登高了解关于两起抢劫案的线索。获得许可后，怕夜长梦多，宋宝道立刻叫上两个刑警前往市局。

　　杜登高的被捕跟王八妹无关，却跟帮会有关。他在抗战前参加了汉奸常玉清（常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就已沦为汉奸，停战后即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的黄道会，抗战初期，汪伪“七十六号”还没有成立，日本宪兵队即指派黄道会对沪上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绑架、暗杀，有人举报杜登高也是参与者之一（后来查明其与此类犯罪无涉，从轻发落，收容教养三年）。

　　侦查员到市局对杜登高进行了讯问，杜说最近的几次外出都是受原来的帮会成员所托，为他们办事，而且都有人证。这样，就基本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

　　6月6日，专案组开了半天会，指望找到新的侦查方向，却没有任何结果。午后，副组长贺德祥回了趟榆林分局，向领导报告这两天的工作情况。汇报完正要告辞返回提篮桥分局，市军管会一位领导来分局检查工作。这位领导是贺德祥的同乡，贺德祥入伍伊始曾给他当过通讯员，两人见面，领导就让他多待一会儿，聊聊老家的情况以及贺德祥目前的工作。这一耽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中间，专案组长宋宝道曾来过电话找贺德祥，可当时贺德祥和军管会领导聊得正投机，分局领导便没有打断他们，贺德祥甚至根本不知道组长找过他。

　　等贺德祥返回提篮桥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他马上意识到十有八九又发生案件了，急忙去问刑侦队领导，果不其然，提篮桥区公平路上的“第聂伯旅馆”发生持枪抢劫案，据称作案者是三个长得稍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案发“第聂伯”

　　当时的公平路一带住着一些白俄，沙俄时期都是贵族和官员，“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其中有一些来到上海，自谋职业，时间长了，有了后代，子承父业。公平路裕福里弄堂内有一家“第聂伯旅馆”，就是白俄侨民齐克从其曾当过沙皇军队上校的老爸手里继承下来的。旅馆不大，也就七八个房间，很整洁，都是齐克的家人担任侍者，服务良好，收费也公道，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价比高，在沪东小有名气，生意还不错。

　　这天午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旅客，男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秃子，女的三十岁出头，烫发，肤色白皙，长相略俏，眉宇间透着几分妖冶。两人要开钟点房，说好两小时。按照公安局新颁布的规定，住旅馆开房间，不管是整夜住宿还是临时性的钟点房，都必须出示相关证明，外地来沪出差的，公家单位凭单位证明，私企、店铺则凭本公司（店铺）的盖章证明，个人则凭工作证，没有职业或者无工作证者则须凭户口本或者当地派出所的证明。这项旨在稳定社会治安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却被打了折扣——白天开钟点房四小时以下的没有证件、证明也没关系。旅馆业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白天在旅馆待四小时，跟在公共浴室洗澡、茶馆品茗、饭馆用餐是一样的，洗澡、喝茶、吃饭不必凭证件、证明，那么开钟点房也是可以通融的。

这对男女就是在没有出示证件、证明的情况下入住“第聂伯旅馆”的。这种事老板齐克见得多了，知道必是一对野鸳鸯，既然新政府没对这种男女苟且之事作出限制规定，旅馆方面绝对没有生意上门往外推的道理，就让他们登记了姓名、住址，然后将其安顿在二楼拐角处的那个房间。

　　顺便说一句，齐克的这个安排是另有用意的。旅馆以前曾经发生过野鸳鸯被男女某一方甚至双方的配偶联手跟踪前来现场捉奸的情况，捉奸者往往会对提供方便的旅馆也产生忿恨，顺手打砸。齐克在吃了亏之后，特地请来匠人师傅对旅馆进行了改造，在二楼拐角处另外设了一道门，直通阳台。阳台是跟邻居家合用的，有直接通往地面的楼梯，这道楼梯就设在两家之间的一条只有八十厘米宽的夹道里，出口没有门户，谁都可以上下，但通常并无外人出入——除了旅馆里的那些野鸳鸯偶尔遭遇捉奸时。

　　尽管野鸳鸯遭遇捉奸的概率很低，但齐克本着未雨绸缪的精神，对每对被安排在二楼的野鸳鸯都要关照一下拐角处那道门的情况，当然不会说“捉奸”，他相信野鸳鸯们的智商，如果这点儿领悟力都没有，还配通奸？

　　今天来开钟点房的这对男女在登记本上留下的姓名是丁嘉桢、封艳娟——以齐克的经验，通常都是假名，不过他认的是钱钞真假，对姓名是真是假通常都是忽略不记的。那二位看来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活动，听了齐克的介绍，两人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是在提醒旅馆老板：您这是多此一举了，我们绝无被捉奸之虞。齐克读懂了那层意思，及时告退。出事后警方的调查表明齐克的感觉是准确的。那二位，男的配偶是个富家女，三年前因车祸伤了腰椎，就此卧床不起;女的则是寡妇暗娼。这种对象，当然不必担心有人会棒打鸳鸯。

　　不过，世事难料，意外也是经常有的。这对野鸳鸯碰上的就是绝大多数通奸者一生也不会碰上的意外——两个小时后，他们正准备离开，哪知一开门，外面走廊里却一字儿站着三个女子。还是那个读者们想必已经熟悉了的阵容，为首的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另外两个端着勃朗宁，三支枪口冷冰冰地对着野鸳鸯，语气也是冷若冰霜：“不许动！举手！转身！靠墙站着！”

　　在人枪口下，不敢不从命。野鸳鸯纵有千般不愿，也不得不照办。三个女盗站在两人背后，先命令封艳娟退后两步，蹲下，摘下所有首饰——黄金项链、戒指、耳环，连同钱包一并交出;然后用枪逼着她从丁嘉桢身上取下金表、金笔、戒指以及钱包。女盗在丁的钱包里发现空白支票一张、提货单一张，遂逼他在支票上写下提取现钞三千万元，对那纸提货单却是不屑一顾，看也没看就放回钱包，扔还给他。还说看他老实听命，那支原本已经没收但因开支票又还给他的关勒铭金笔就算了，让他自己好好保存着留作纪念。

　　然后，女盗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命封艳娟绑住丁嘉桢的手足，又动手把封绑住，将两人捆作一团，撕了两方被单堵住嘴巴。临走时没忘记留下一块六寸见方上面绣着“巾帼团”三个字的人造丝帕，还告诉野鸳鸯她们是双枪王八妹的卫士。女盗离开“第聂伯旅馆”后，直奔附近的外滩银行，顺利提取了支票上开出的三千万元现金。

　　这个案件的案犯特征、作案手法、作案武器等均与之前两起案件相符，故提篮桥分局经报请市局批准，决定交由提篮桥分局、榆林分局联合专案组负责侦查。组长宋宝道随即跟那对男女苦主见了面。

　　诚如“第聂伯旅馆”老板齐克所估料的，那个女的报的是假名，住址也是假的。其真名叫张凤琴，三十三岁，住本市江宁区，系无业寡妇，有两个子女，生活来源除了靠亡夫留下的一些积蓄和亲戚周济外，公开的就是帮人做做针线活儿挣点儿小钱，暗的就是出卖肉体。那个男的报的也是假名假址，真名叫李贝空，住北站区天目路。

　　李贝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于1906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中医世家，那时中医子承父业现象很普遍，反正政府并不规定行医必须持证，只要病家认可就行，若是没有本领治死了人，官司是不会吃的，因为法律中没有“非法行医罪”，但若是被死者家属砸了诊所挨了揍，那也没地方申冤。李贝空的祖父、父亲医技平平，但没有遭遇过被砸被打事件，李贝空也就继承祖业做了一名郎中，十七岁开始独立行医，开出的方子不必经父亲审阅即可直接让病家去中药铺照单赎药。二十岁上，做了三年中医的李贝空对西医产生了兴趣，进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西医医士速成学校”，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回国后重新行医，打出的牌子就不一样了：“学贯中西二道，西中双术齐施”。这种情况别说民国时期了，就是现在也不多见，所以最初确实吸引了一些患者，中西结合治疗也确实有一些效果。但若想根治毛病，那不管中医西医，都得凭真才实学，以及扎实的临床经验。这两点李贝空都缺乏，因此，辉煌了两三年，渐渐就门庭冷落了。

　　不久，抗战爆发，李贝空的一位当初公共租界“西医医士速成学校”的同学其时已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来沪招收医务人员。找到李贝空，说了说情况，李贝空正考虑关闭了诊所另谋出路，当下一口答应。到部队后，李贝空被任命为上尉军医。他在部队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复员时已经是中校军衔了。不过，以当时大量裁减军人的情况，别说是中校了，就是将军退伍也得自谋出路。但这难不倒李贝空，他回到上海后，通过朋友用部队给的那笔退伍费做了几笔投机生意，十足赚了一票，然后以此为资金，做起了西药掮客兼西药商。不久，又娶了个富家女做老婆，身价顿升。

　　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一年好日子，其妻就因车祸瘫痪。李贝空的生意照旧，经济收入未减，但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轨道就大幅度倾斜了。李贝空请了佣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结交了几个女人，今天在“第聂伯旅馆”幽会的张凤琴就是其中之一。其时上海解放不过十一天，新政府还没腾出手来宣传“新社会、新风尚”，别说像李贝空这样轧姘头的，就是去妓院嫖娼也不受禁止。哪知，跟张凤琴开房间幽会固然算不上一回事，可是意外遇到抢劫，不但损失了手表、戒指等财物，还被迫开出了三千万元的支票。以当时的物价，三千万元可以在市区购置一幢两上两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买房，开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绰绰有余。所以，对于李贝空来说，损失是颇惨重的。不过，李贝空还是感到有些庆幸，因为女盗竟然放过了那纸提货单！

这张提货单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大约可值上百两黄金。那是什么商品呢？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开头已经交代过，那个时代，由于战争的原因，盘尼西林十分紧俏，而李贝空则属于上海滩极少数有渠道从海外直接购得盘尼西林的西药掮客之一。这张提货单上的盘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两天委托一位逃离大陆的朋友在香港代购的。先前李贝空遭抢劫时，最担心的就是女盗把提货单拿走，没想到对方拿出单子只扫溜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这也是他那么爽快地按照女盗的意思开具三千万元支票的原因，当时他只想她们三位赶快离开。

　　宋宝道听李贝空作了上述陈述，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仇家？”

　　“没有！不管以前行医也好，在旧军队也好，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滩做西药生意也好，跟别人打交道一向客客气气，从来不得罪人，有时甚至宁可吃点儿亏。老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嘛！”

　　“再问一个可能涉及你个人隐私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你的妻子瘫痪后，除了结交姘头，你是否还去过妓院？”

　　李贝空的神情有点儿尴尬：“这个……曾经有过。”

　　“你的妻子或者她的家人是否知晓？”

　　李贝空摇头，解释说其妻的娘家人早在年初就去了海外，沪上只有几门平时没有来往的远亲，他们不会关心其妻的情况，更说不上对其行踪进行监视了。

　　其实，宋宝道的思路已经触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怪他，因为前面交代过，他虽有从事警察职业的经历，但干的却是看守员;后来从事过情报工作，却跟刑事侦查不是一码事。所以，他这个专案组长此刻对李贝空的询问不过停留在本案的发生是否是其妻家族的报复行为上，没有跟前面已经发生的另外两起作案情节类似的抢劫案联系起来考虑。从这点来说，宋宝道的刑侦业务水平纯属新手上路。不过，要说这个新手组长此举纯属多余那倒也未见得，因为他在接下来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向一干刑警说了跟李贝空、张凤琴的谈话情况后，立刻有几个刑警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巾帼团”在十二天内连续作案三起，收获颇丰，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胆大妄为、精心策划之外，跟能够掌握苦主的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是分不开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三个受害者互不相识，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这三个人的准确信息的？

　　类似的问题，在第二起抢劫案发生后，专案组侦查员就曾经讨论过，但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的财产方面，没有从行踪这一块儿去考虑。现在发生了第三起案件，而且案犯是专门等着受害者出门幽会的时候下手的，那疑问就明显了——“巾帼团”是怎么知道三个苦主的行踪的？

　　思考到这一步，再往下推论就顺理成章了。三个苦主各自有亲朋好友、人际关系，如果把他们的每个关系划一条延伸出去的直线，要是这些直线互不接触，“巾帼团”方面就不可能获取三人的相关信息。而眼下发生的案件证明女盗确实获得了三个苦主的相关信息，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唐文章、谭介锦和李贝空肯定有某个相同的社会关系，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关系跟另外二位也相识;“巾帼团”方面呢，恰恰跟那个社会关系熟识，于是就顺利获取了那三人的信息——包括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

　　理清了这一点，专案组诸君再往下一想，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女盗特地制作了“巾帼团”的人造丝帕作为她们这个犯罪团伙的旗号，看来是准备大干一番，作案目标绝对不会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而是应该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她们的作案目标。因此，警方必须迅速侦破该系列案，否则，还不知“巾帼团”会作下什么样的惊天大案。

　　专案组立刻作出决定，分头走访三个苦主，详细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

六、横向线条

　　就在刑警分头走访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的时候，忽然获得一条信息：“大众盒厂”有一个员工外出时，偶然在马路上看见那天抢劫盒厂老板谭介锦的三个女盗中的一个！

　　谭介锦那天在三角地菜场遭遇女盗，其中一人以脚扭伤为由上了车，诱骗谭去了附近的公济医院。然后，谭老板在公济医院停车场被女盗用手枪逼住，被迫就范，乖乖随着她们返回工厂，命保镖“和尚阿四”把那口家用保险箱搬上了车。事后，刑警曾根据谭介锦的叙述，分别走访了三角地菜场、公济医院、五角场和“大众盒厂”，向路人、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盒厂员工了解情况，可是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虽然上述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调查程序，但是真正从中获得破案线索的概率毕竟不是很高，对这样的结果，专案组众人也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原以为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没想到，还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大众盒厂”有一个叫陈引娣的女工当时就在三角地菜场买菜，距谭介锦上当受骗的现场也就十几米，目睹了谭老板菩萨心肠做好事让那三个女人上车前往医院的一幕。不过，陈引娣当时并不知道谭老板遇上了大事，看过也就算了，没往心里去。

　　那天陈引娣自己倒是遭遇了大事，她的六旬老父病逝了，回娘家和兄弟姐妹一起为老父办丧事，她负责到附近的三角地菜场买菜，制备丧宴。那时候，尚无“丧事从简”之说，丧家通常都要尽力操办，否则，即便自己觉得良心上过得去，也忍受不了亲朋好友的指指戳戳，甚至会因此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所以，陈家这丧事一办就是七天，昨天方才回厂上班。陈引娣的岗位是检验工，负责对产品进行抽查，她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时，听见几个女工在议论谭老板遭劫之事，不禁好奇，驻步打听，这才知道那天她见到的那三个美貌女子原来是强盗，还是双枪王八妹身边的卫士（群众当然不知道专案组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这下，就引发了陈引娣对该案的关注，原本早已遗忘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眼前。她把那三个女强盗的面孔一个个在脑子里过滤，隐约觉得其中有一位似曾相识。

　　陈引娣的性格比较沉稳，也很仔细，否则，厂里不会百里挑一选中她当产品质量检验员。尽管她已经知晓刑警正在查访该案，可是，她根本没打算主动找上门向刑警报告这一情况（确切地说，应是“感觉”），她虽然对谭老板遭劫伊始那一幕看得很仔细，可即便全部提供给刑警也无法成为有用的参考。她说三个女强盗中的某一个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刑警肯定要问个详细，可是她说得出来吗？

本来，这件事也就闷在肚子里了，可巧的是，6月7日早晨，陈引娣在从卢家湾区的夫家坐车往提篮桥区的“大众盒厂”上班途中，经过四川中路时，在电车上注意到有个身穿天蓝色镶白边连衣裙的女子从人行道上走过，面容酷似那三个女强盗中的一个。陈引娣立刻往车门口挤，也顾不上上班了，中途下车，想瞅个明白。下车的车站离刚才看见那个女子的位置大约有五六十米，陈引娣一路小跑赶到那里，那女子已不在原地。站在路边东张西望，忽然看见对面马路弄堂口一群人围着一个叫卖活鲫鱼的流动小贩在争购，其中就有那个女子。陈引娣心中一喜，正要穿马路，忽然“当当当”驶来一辆电车，只好驻步等候。待到电车开过去，目标却已不见了！

　　即便如此，陈引娣还是决定把此事向公安局报告。因为根据她的观察，该女子手里提着一只买菜用的“杭州篮”（当时沪上居民对一种来自浙江的长圆形竹篮子的称谓），据此可以认定她应是住在附近的。

　　接到陈引娣的报告后，专案组正副组长宋宝道、贺德祥交换了意见，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当下便决定全体出动，到四川中路那边去调查。在四川中路派出所的配合下，经过一天多的走访，终于查到了那个穿天蓝色连衣裙提“杭州篮”的女子。

　　此女名叫车文艳，二十七岁，浦东南汇县惠南镇人氏，九年前嫁到上海，是个有三个子女的全职太太。车文艳的丈夫赵黎明是国民党海军上海枪械修造所的工程师，上月已经随同败逃的国民党海军离开上海，是去了台湾、澎湖列岛抑或东海距沪较近的舟山群岛等敌占岛屿，那就不清楚了。据说，赵当时正在吴淞口的军舰上检修舰配武器，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不料军舰突然奉命启航。事后，车文艳哭了个死去活来，还要撞电车跳黄浦，被一干亲友拦住。

　　刑警对车文艳丈夫的服役单位发生了兴趣。枪械修造所，那不是很容易搞到手枪吗？难道“巾帼团”女盗使用的左轮、勃朗宁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搞到的？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巾帼团”系列抢劫案的动静闹得已经有点儿大了，不仅上海市局，就连华东公安部领导都已知晓，所以侦查工作必须细而又细，中间一定不能有疏漏，免得上面空欢喜。因此，决定先对车文艳秘密监视，并调出她在原国民党警察局户口档案中留下的照片，请三个苦主辨认。

　　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辨认下来，唐文章说“就是这个女人”，谭介锦则摇头说“不像”，另一个反复辨认下来，说“好像蛮像”。专案组正犹豫是否应该和嫌疑女子直接接触时，6月9日，陈引娣再次前来报告，说她已经回想起来，那个“似曾相识”的女子，是她有一次去看望居住在南市大境阁康乐里的姐姐（去年因分娩大出血而殁）时，在弄堂口遇到的。当时那女子正好坐着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从外面回来，轿车开不进弄堂，就停在弄堂口，开车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奶油小生，为该女子拉开车门，搀扶她下车，两人握手道别。这一幕，尽落围观居民眼中，陈引娣听人们议论说这个女的好像名叫“阿丽”，住在该弄17号前客堂楼上。陈引娣对侦查员说，前天来报告的那个提着“杭州篮”买菜的女人跟“阿丽”不是同一人，她俩长得很像，不过，“阿丽”的皮肤要比那个女人白，表情动作有些嗲。

　　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一路传讯车文艳，与其当面接触，了解其最近的活动情况;另一路前往南市大境阁康乐里调查“阿丽”其人。两路的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车文艳没有作案时间，而“阿丽”确有其人，但此刻已经不住在该处了。

　　“阿丽”自1947年3月至1948年11月租居该弄17号刘家前客堂二楼，当时租房不签合同，而此女系房东的朋友高兴宝介绍来的，高没说过她姓甚名谁，操何营生，她入住后自称“阿丽”，刘家和邻居也就这样称呼她。该女从不拖欠房租，逢年过节还会给房东送一份礼物，所以刘家对她颇有好感。至于“阿丽”是干什么的，那就说不清了，因为她自己从未说过，而其作息时间也是一天一个样，没有规律可循，所以谁也猜不透，又不好问她。自1948年底搬离后，没人知道她的去向。刑警试图寻找那个介绍人高兴宝，调查下来，这人曾经是“军统”特务，上海解放前七八个月就销声匿迹了。

　　如此，专案组只好把调查方向重新调整到对三个苦主的走访上。根据之前的分工，刑警衣福根、祝耀辉去跟唐文章谈话，龚滔、杨瀛君去走访盒厂老板谭介锦;贺德祥、许仁俊则去找李贝空，组长宋宝道留在分局负责汇总和协调。

　　6月11日下午，三路人员集中在提篮桥分局，大伙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意，因为汇总的情况让众侦查员看到了一丝希望。跟那三位推心置腹谈下来，他们都承认自己以前曾经有过逛妓院嫖娼的行为。专案组一干刑警之前就一直想从这三个苦主以往的生活轨迹中寻找出一根横向线条，这根线条应该是与他们各自的纵向线条相交叉的。刑警们相信，只要找到这根线条，那也就等于找到了破案的方向。现在，这个方向终于找到了——三个苦主都曾有过嫖娼的经历，他们的行踪之所以被女盗所知，应该是与此有关的。

　　接下来，专案组汇总了三个苦主嫖娼的相关情况——

　　唐文章于1945年初开始嫖娼，至今接触过三个娼妓，都是福州路会乐里的，先是“顺风香”的一对双胞胎姐妹，本名不知，艺名“顺风双香”，姐姐人称“大香”，妹妹人称“小香”。抗战胜利后，“顺风香”的老鸨杜三娘因上海沦陷期间出卖了藏匿于妓院的两个“军统”地下人员遭到清算，杜三娘夫妇被捕，“顺风香”被查抄，十八名妓女也被一并拘留。这件案子仅仅一个多月就判决了，杜三娘夫妇遭处决，财产充公;“顺风双香”等十八名妓女被遣散，并勒令不得在沪居留，之后不知去向。

　　唐文章其时逛妓院已经有了瘾，“顺风香”一出事，他随即转向，去了也在会乐里的另一家妓院“莺燕院”。“莺燕院”比“顺风香”小，只有十名妓女，其中挂头牌的艺名“春燕欢”，本名不知。唐文章看中了“春燕欢”，几次往来后，便按照妓院的惯例对其“包周”。所谓“包周”，就是嫖客每个星期的哪天（通常是晚上）与指定的某个妓女幽会，指定天数从一天到七天，指定七天的则称为“包全周”，不是“包全周”的嫖客可以指定具体是周几。“包周”的嫖客须在上周六预付下周的费用，而妓院方面必须保证被“包周”的妓女在嫖客指定的时间（或时段）内不接待其他嫖客，即使“包周”嫖客不来也不能破例。

唐文章与“春燕欢”建立了三年“包周”关系，每周所包的时间有一天，也有过两天或者三天。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去年11月唐文章查出患了性病，“春燕欢”担心自己被传染，就通过老鸨向唐文章提出中断“包周”。唐文章已经算是老嫖客了，自然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根据行业规定，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在行业内部通告，这样，上海滩所有妓院就都知晓唐文章重病染身，且会传染给别人，于是，他就会被全市妓院拒绝。

　　“大众盒厂”老板谭介锦是三个苦主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今年三十三岁。不过，他的嫖娼历史已有十四年，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开始逛妓院了，但不是常客，偶尔去溜达一趟，寻求刺激而已。一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才有了一个“包周”对象，每周包一天，周周不缺，雷打不动，即便是逢年过节也不例外。那个妓女本名叫颜俊萍，艺名“小诗仙”。民国时上海四马路（即福州路）的妓女中，会点儿琴棋书画的大有人在，精通烹饪、制衣的也不在少数。当时附近报馆的夜班编辑处理好版面交排字车间后，通常会三五成群地去四马路喝花酒（由妓女陪酒）。席间，这班文人墨客自恃风流才子，轮流吟诗作词、弹琴唱曲，陪酒妓女也不含糊，样样都能奉陪，其才艺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有时车间排字师傅搞不定版面，会拿着小样过来要求加段文字或添首小诗补白，而编辑恰恰饮酒过量，昏昏欲睡，才思淤塞，旁边陪酒的妓女就会代劳。次日见报，竟也能天衣无缝。

　　颜俊萍就是这样一个妓女，因此人称“小诗仙”。“小诗仙”供职的妓院也在会乐里，名唤“群芳馆”，有二十四名妓女，“小诗仙”的才貌属于中等档次。不过，谭介锦本人与“才艺”两字搭不上界，所以在他眼里，对方已经是个了不得的才女了，一向对其疼爱有加。谭介锦跟“小诗仙”的来往终止于一年前，因为“和尚阿四”悄悄向谭介锦透露，说老板娘命他跟踪老板，谭介锦知道老婆已经起了疑心，咬咬牙断绝了跟“小诗仙”的来往。

　　第三个苦主李贝空一年前在四马路慧福里“妙香阁”结交了一个艺名“东阁飞仙”的妓女，以满足其在与几个暗娼来往之余的另一种需要。“东阁飞仙”算不上漂亮，但她跟李贝空同是浦东奉贤人，李贝空念旧，一听那口熟悉的乡音，也就不去计较对方的颜值了。据李贝空告诉刑警，他和“东阁飞仙”在一起的时候，以饮茶喝酒聊天居多，很少上床。两人尽管干的不是同一个行当，可聊得非常投机，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不过，两人在一年多前已经中断了关系。因为“东阁飞仙”开口告贷，说要做黄金买卖，且张口就是数根大条（大条，指老秤十两一根的金条）。李贝空当然拒绝，于是两人就不再接触了。

　　据三个苦主所说的情况看来，其各自交往的妓女都应该知晓他们的经济、家庭情况以及日常生活规律。这些人中，唐文章最先交往的那对双胞胎妓女“顺风双香”应该已经不在上海，刑警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其余三个妓女“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所在的妓院都在四马路，前两个在会乐里，后一位在慧福里，这两条弄堂相隔不远，三个妓女互相之间可能认识，甚至在干这一行前就已认识，抑或是同乡、亲戚之类。总之，专案组认为这是自案件侦查工作铺开以来发现的唯一的“横线”，遂决定据此展开调查。

七、水落石出

　　刑警分析，“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三女不可能是直接对三苦主实施抢劫犯罪的“巾帼团”成员，否则，三个苦主肯定早已认出她们来了，此刻也用不着一干刑警大费周折地折腾了。最大的可能，是她们向其他人提供了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的情况，然后，指使他人作案。鉴于作案者是女性，根据妓女们的交往圈子，那三个打着“巾帼团”旗号的女案犯，很有可能也是妓女，或者曾经从事过这一行。为便于开展工作，专案组向领导要求增派了两名女警，是从提篮桥分局和榆林分局看守所临时借调出来的留用女看守员——当时刑侦队并无女刑警。

　　那么，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呢？专案组长宋宝道点子比较多，他想出了一个外围调查的法子。根据经验，绝大多数妓院老板都劣迹斑斑，跟帮会、恶霸、反动分子沾边，要想了解那三个妓女的情况，应该先从三家妓院的经营者着手。于是就给黄浦分局打电话了解那三家妓院老鸨的基本情况——

　　“莺燕院”的老鸨名叫周金凤，江苏盐城人氏，其夫系粪把头，夫妇俩均是青帮分子;“群芳馆”的老鸨名叫刘仙莲，“一贯道”骨干，其夫原是“黄道会”成员，已于抗战后病死;“妙香阁”的老鸨名叫戚妙香，未婚，以前当过国民党警察局的女警察，系国民党员。宋宝道派了三名刑警前往三妓院管辖地黄浦分局，从被该分局拘捕的帮会恶霸分子中找了几个人犯，不问其他内容，单问周金凤、刘仙莲、戚妙香三人的情况。这三个老鸨都是黄浦区的黑道“名流”，自然一提便知，几个人犯便尽其所知，一一道来。

　　6月13日上午，专案组请黄浦分局出面传讯周金凤、刘仙莲、戚妙香。她们到分局后，由专案组刑警讯问，先拎了拎她们各自解放前所犯的事儿，那三人顿时脸如土色，瑟瑟作抖。然后，让她们说说其经营的妓院和妓女的情况，渐渐把话题引到那三个妓女身上。

　　据三个老鸨分别陈述的情况来看，“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都有涉案疑点，她们三人不但互相认识，而且来自同一个地方——浦东奉贤，是由同一个人介绍给三家妓院的。那人名叫沈王廷，沪上华界颇有名气的一个“白相人”，青帮骨干，与黄金荣同一个辈分，连杜月笙见之都会客客气气唤一声“先生”。沈王廷已在抗战胜利次年病亡，其家属也在上海解放前夕全部去了香港，所以没法儿对三妓女的情况进行进一步了解。三妓女终年住在妓院，据说她们的老家在抗战爆发伊始就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家人全部被炸死。

　　三个来自同一地方的女子，跟三个互不相识的嫖客打得火热，熟知三男的相关信息，然后，这三个嫖客遭到了抢劫，损失甚大。据此推论，“巾帼团”实施抢劫犯罪的信息来源，只能是这三个妓女。可是，三个老鸨所提供的情况中也就只有这一点可以作为疑点，其余并无可疑之处，如果落在律师手里，尽可以为她们作无罪辩护——警方不能仅仅因为这三个妓女的嫖客都遭抢劫了，就认定她们是劫匪的内线。而且，三人的交往也不算密切，除应嫖客之约外出吃花酒或者去嫖客选定的地方过夜，平时很少外出;互相之间见面更少，即便其中某人过生日，也只是准备一份礼物，请妓院管事派人送去;三起抢劫案发生前后，她们都在妓院好好待着，未见反常情形出现;很少跟外界通信，最多也就是年底收到一些贺年卡之类，等等。总之，三人并不具备策划作案的现实条件。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想到了一种可能：抢劫案确与三妓女有关，她们向“巾帼团”提供了三苦主的相关信息，但仅限于她们所知晓的三嫖客的财产情况、家庭住址、从事职业、家庭成员等，至于他们近期的日常活动，则因已经断绝交往毫不知情。“巾帼团”获悉三苦主的上述情况并将其定为作案对象后，随即对这三人悄然进行调查，查摸到他们的活动规律后下手作案。

　　不过，要找到三女盗的下落，无论如何也要从那三个妓女着手，调查信息是如何泄露的，为此，刑警查阅了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留下的档案，找到了“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的从业登记底卡，发现上面登记的籍贯和出生地果然如三个老鸨所说是江苏奉贤，却没写是奉贤的哪个镇。组长宋宝道说，那我们就跑一趟奉贤，查一下那三位的来龙去脉再说。

　　可是，数名刑警去奉贤查了两天，却什么信息也没打听到。6月15日晚上，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调查。这回，大家想到了三个妓女的另一条来路。她们是由同一个人——沈王廷——介绍给妓院的，尽管沈王廷已病死，其家人也全部去了香港，但沈王廷这样的帮会分子、白相人，社交圈一定很广泛，别的不说，师弟兄和徒子徒孙就有不少，这些人里很可能有人知道沈王廷跟三妓女的关系以及三妓女各自的情况。

　　是否可以通过这条途径试一试呢？大家议来议去，认为不一定有把握，而且费时费力，如果另有省时省力的办法，就应该用其他法子。这时，榆林分局的留用刑警衣福根把一个空烟盒拆开后，在上面写了两行字，递给副组长贺德祥。贺德祥看着，眼珠子一亮，频频点头，随即递给组长宋宝道。宋宝道看罢也连连点头，然后对大伙儿说：“这里有一个方案，请大家讨论，看是否值得一试？”

　　衣福根提出的方案核心是四个字：敲山震虎。具体做法是，传唤三个妓院老鸨中的一个，让其向妓女“密告”警方对其进行调查的消息。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如果三妓女确与该案无涉，那肯定对此无动于衷;如果与“巾帼团”有瓜葛，那无疑会作出反应，先是互相串通，然后是急着跟“巾帼团”联系，通风报信。她们若要跟“巾帼团”取得联系，或者离开妓院直接去跟“巾帼团”见面，或者打电话、写信，或者托人捎话，只要她们有动作，刑警就一定能抓住她们的把柄。

　　出于谨慎，专案组反复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传唤“妙香阁”老鸨戚妙香。因为在三个老鸨中，戚妙香的底牌最烂：抗战前当过国民党女警察，系国民党员，抗战后又积极参与反动会道门“沉香道”，作为“沉香道”的七名头目之一，一直活动到上海解放后被市军管会取缔。按照军管会的规定，公安局随时可以拘捕她。戚妙香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天刑警传唤她了解“东阁飞仙”的情况时，她只道是要逮捕了，吓得魂不附体。专案组相信这当儿指令她配合忽悠“东阁飞仙”，她肯定俯首听命，说一不二。

　　6月16日，戚妙香被派出所传唤。专案组长宋宝道、副组长贺德祥出面跟她谈话，问了问这两天“东阁飞仙”的情况，说你可以悄悄告诉她政府正在对她进行调查。戚妙香连忙摇头，连称“不敢”！直到听贺德祥说明这是正式指令后，方才迟迟疑疑地点头。宋宝道告诉她，“妙香阁”已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你不必干涉她的任何行动，有什么情况，比如她要外出、收到信件电报、接听电话等等，只要随时向大门对面烟纸店柜台上送张纸条报告就行了。按照我们说的去办，将来处理你的历史问题时可以作为立功行为予以考虑。

　　当天午后，最近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东阁飞仙”忽然出门了，没有化妆，脚下趿拉着一双皮拖鞋。在门外监视的刑警许仁俊一个激灵：呵，果不其然啊！随即向一起监视的便衣女警裘宝瑛使个眼色，两人悄然尾随。“东阁飞仙”进了相隔五六十米的妓院“群芳馆”，入内逗留了五六分钟后出来，返回“妙香阁”。裘宝瑛尾随“东阁飞仙”返回“妙香阁”，许仁俊则守候在“群芳馆”前。片刻，只见“小诗仙”匆匆出门，步行数十米，进了另一家妓院“莺燕院”。

　　许仁俊在门外守候，这时，另一刑警龚滔骑着自行车赶来配合。十来分钟后，“小诗仙”、“春燕欢”双双出门，出了会乐里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沿四马路往西而去。许仁俊、龚滔随即上了自行车，两人这一跟，一直跟到大西路，进了一条名唤“明华坊”的弄堂，见两个妓女叩开了19号的大门。在里面停留十来分钟后，两人出门，在大西路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一人上了一辆，返回四马路会乐里。

　　明华坊19号随即被专案组监控。稍后，“小诗仙”、“春燕欢”、“东阁飞仙”即被专案组拘捕。三人已经订了攻守同盟，初时企图抵赖，但她们怎是刑警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就只有老实交代的份儿。于是，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小诗仙”、“春燕欢”、“东阁飞仙”（真名分别是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与直接进行抢劫作案的女盗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都是浦东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父母双亡的孤儿，童年时被当时活跃在浦东的一个江湖上人称“飞天啸”的杂耍班班主徐永蓝收养，进行严酷的训练，企图把她们打造成“角儿”。抗战爆发后，“飞天啸”的杂耍班受到了影响，勉强支撑到1940年底，终于没法儿正常运营下去，只好散伙。“飞天啸”是青帮中人，便把班子里六个十二岁至十八岁的女孩儿托付给师父沈王廷。

　　沈王廷虽以“白相人”著称，但并不像“沪上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有钱有势，自己收留不了六个女孩儿，就把她们介绍到“陆家班”去唱戏。半年后，“陆家班”班主约见沈王廷，说只能收纳其中的三个——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其余三个不是唱戏的料，在本班继续留下去，只怕误了她们的大好前程。无奈，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只好回到沈府。沈王廷稍后因事去了南京，他一走，一向反对接收颜俊萍等人的其妻章天兰随即以沈王廷的名义跟四马路三家妓院联系，把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介绍”过去。就这样，三个女孩儿稀里糊涂成了妓女。待到半月后沈王廷从南京返沪，章天兰佯称颜俊萍等人已经不辞而别。一直到八九个月后，沈王廷方才获知真相，这时当然一切都晚了。

　　此后，原“陆家班”的六个女孩儿就成了戏子和妓女。“陆家班”并非什么有名的戏班子，在江南戏剧界的地位、名气都在可有可无之间。这样的戏班子，当然也不可能培养出什么角儿，因此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在伶界也就跟彭维珍、桑茂盛、颜俊萍在娼妓行业一样，不过就是混个温饱。这样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陆家班”的班主病死了，戏班子只好解散。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姐儿三个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只好去老城隍庙批了些梨膏糖，开了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铺，出售糖果、香烟之类，赚一些小钱谋生。有时生意不好，手头拮据，揭不开锅，就向三个妓女姐妹求助。

“春燕欢”等三人的卖淫收入当然比她们三姐妹多得多，倒也并不吝惜，每每出手还很大方，而且从来不求回报。如此一段时间下来，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感到不好意思，就商量如何偿还。可是，她们糊口尚且还感到犯难，哪来多余的钱钞偿还？这样翻来覆去多次商议，总是不得要领。今年年初，她们三个从一个搬迁的邻居处得到了几箱子人家要丢弃的小说，三人原本是文盲，后来在杂耍班子、戏班子待着，跟着读过七年书的颜俊萍识得一些文字，晚上闲着无事就在灯下翻看。其中的一些《福尔摩斯侦探集》、《霍桑探案集》等侦探小说吸引了她们，接连看了多遍，还经常畅谈读后感。终于有一天，她们想到了仿效书中情节进行抢劫作案，接连干上几票，捞得若干钱财后好好过日子。

　　今年4月中旬，祝小年三人以“吃花酒”为名给妓院打电话，把颜俊萍等三个姐妹约了出来，专门商量此事。颜俊萍、桑茂盛、彭维珍三人很讲义气，头脑也简单，听了她们三个的打算，竟然异口同声热烈支持，还表示愿意提供作案经费。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已经研读了一段时间的侦探小说，自以为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便端出了她们的方案，说经费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需要作案目标的信息，遂要求三个妓女姐妹提供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三个妓女还是第一次听到什么福尔摩斯、霍桑之类的故事，对祝小年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就在三人的启发下想到了唐文章、谭介锦和李贝空三个目标。六姐妹研究下来，认为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极其合适”，遂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当天，她们仿效小说中的情节，给自己这个团伙起了个名字——“巾帼团”，还佯称系双枪王八妹的卫士，以增加威慑力。

　　祝小年三人学的是杂耍和刀马旦，练过武功，在同龄女子中算得上“身手不凡”，胆子又大，打定主意后，即用三妓女提供的活动经费着手准备：一面轮流监视三个目标，一面准备匕首，又从道具行（即戏剧用品商店）购买了演现代戏所用的道具手枪，还自己动手绣制了“巾帼团”的丝帕。作案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选在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为的是利用解放伊始社会混乱作掩护。全部作案过程包括赃物的选择、抛弃等，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作案机会的选择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她们对三个目标跟踪时，伺机决定几时动手，这种不确定性对于苦主来说更加突然，保证了她们的作案成功率。

　　专案组的敲山震虎计起到了作用，当“东阁飞仙”从老鸨口中得知警方对她产生了怀疑时，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立刻向同伙报警。另外两个妓女也跟她一样没有任何反侦查经验，随即去向祝小年三人报警。三个女盗倒是显得比较镇定，她们准备深夜后上屋顶翻天窗进入邻居家，从邻家后门脱身逃遁。不料，傍晚时分刑警就登门了，三人被一网打尽，赃物、赃款和作案工具也一并缴获。到案后，三女盗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1949年9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了宣判，分别判处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无期徒刑;三个妓女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分别获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