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孩子个个都是“时间管理”高手。

面对996的节奏，不盘算好一天24小时，真的会让工作与娱乐相残杀。

昼夜互替周而复始，精密管理将时间切细。

可若说吋光倒流三百年的大清，也有一群人将时间管理到分，你肯定不信。

若是不小心将一些时点给精确到分，怕能惹来杀身之祸⋯⋯

知识曾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史前及封建时代的特色，时间也一样。

最早最聪明的一些人，从太阳起落中，发现天体运行及时间的某些秘密，

他们似乎也掌握了通天会神的本领。

最早天文星象学者便是执掌祭祀的贵族。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balabala⋯⋯简单点说：天文学很快发现了年、月、日、24节气及12时辰。

然而，这一切都是由谁说了算？

早期由酋长、贵族，稍晚归于国家皇权。

从上古周“鸡人”报时，到汉太史司天到明清时钦天监，无一例外全掌握时间发布话语。

KPI皆是“以协天纪，以授人时。”

对“天时”的话语权权威，是一个王朝“正统”的标志。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金国破城宋汴梁（开封），

非大费人力将数吨重大钟运到北方。

钟鸣鼎食不止是富足，是国家象征。

若非说这铜能铸钱，只能说是商人之见。

沈阳城中最早的报时工具就是口金代大钟。

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征辽东盖州，发现了这口金代铜钟。

《满文老档秘录》载：“努尔哈赤谕曰：‘今遣员役将古钟一口送京，此钟得自盖州，系大金天德三年(1151)所造。’”

此钟原系女真掠自中原，系金代重铸。

此重六千斤的大钟，俗称“盛京定更钟”。

努尔哈赤迁都盛京，将钟从辽阳运往沈阳。

1637年，皇太极建盛京钟楼，悬挂的就是这口钟。

晨昏更筹，水火不虞，皆于楼之钟先教之。

按说铜钟能响却不能报时的，那时没表。

不是有表才能报时，那时有国家钦天监。

清承明制，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确定时间。

地方的称阴阳官，为漏刻博士、司晨官员，负责钟鼓楼定时、换水日晷观测报更。

若遇盛京大典，这些博士还充当报唱官。

不过，赶上皇帝御临，多从北京直接带专业人员来。

1682年，康熙帝东巡盛京祭祖，直接带着钦天监的外国雇员南怀仁。

当时，从北京到盛京仅钦天监驮运各种测量仪器之马，就达十匹。

钦天监测报吉时如同“小儿科”，早习以为常。

国家大祭祀如祭天、祭谷等仪式，时间安排是以“分”计的。

就同这些天文官测报日食的时间一样，得精确到分秒。

老百姓用是传统12时辰，一时辰是两小吋。

其实，中国的时辰下是有“刻”（15分）的。如电视剧常有“午时三刻”（11：45）。

更何况，此时西方钟表早入中国，钦天官报时看表即可。

西方机械钟表从明末已经进入中国。

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大小自鸣钟献给万历皇帝。

顺治九年七月，传教士汤若望曾向顺治皇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钟。

到康熙雍正年间，洋钟表早就不算新鲜了。

陪都沈阳故宫亦有皇帝拔来的西洋钟表。

南怀仁担心的是：博学的康熙问天体数学。

他在沈阳还测量了南极夹角之类的新数值。

在康熙盛京祭祖中，他提供了充分的天庭数据服务。

甚至“晚间睡于靠近皇帝帐幕”，以便随时应对天子问寻。

从明后期到康熙朝，钟表进入中国至少有百年了。

此时，宫廷洋表数以千计，而且，大清国自己都可仿制洋表。

但时间发布权仍管理在钦天监之手。

子丑寅卯⋯⋯十二时辰仍是社会主流。

钦天监也越来越专业、要求越来越高。

君权天授，宪天乂民。历算之学决不能为一般官庶接触和研习。

大清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

钦天监人员选拨多局限于满汉蒙各旗人。

汉人若需要考取的“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

而且学制五年，简直就是今天的医科啊。

在“时间管理”上，没什么大师能超越大清。

康熙、乾隆、嘉庆等东巡盛京时，先后带去洋钟等珍玩，

充实“陪都宫殿”亦可用于太庙、祖陵典礼祭祀。

清宫中虽早就使用西方钟表，但对民众仍采用传统计报时方法。

铜壶滴漏、钟鼓报时。晨钟暮鼓在沈阳城几乎沿用了有清一代。

普通人似乎永远不知道钟表用途、时间的奥秘。

1884年，司督阁在奉天有一次去传教，人们无意间看见了他腕上的手表。

有一位老人非常好奇，问：“那玩意有什么用处？”

“它告诉我们时间。”司督阁回答。

“什么时间？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不知时间是何物的普通人，是愚民之治下的生命。

时间只是天文历法的副产品，与王权存在遥远又密切的关系。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 所行历法以《大统历》为基础。

1644年，大清整体接盘明崇祯用中欧历算知识刚编好的新历法。

大明耗十年之功编制的新历，却没能使用，

《清史稿》就此评论：“乃为新朝改宪之资, 岂非天意哉!”

如此巧合，让关于时间的一切愈发敏感。

钦天监以外，私编伪造历书者杀无赦！

历书不过是日历册，无非是24节气时刻、黄道吉日而已。

这东西民国时叫皇历，清初时谁若告发有人盗版，可获奖银50两。

“管理时间”与统治规范如此结合在一起。

大清不缺乏精确计算的时间，只是关涉时间的许多东西不属于私人。

通发各地的日出入昼夜时刻和二十四节气时刻表，计时也细致到分。

可每晚七时，沈阳钟楼鼓楼仍钟鼓齐鸣，八门八关依次鸣锣，关闭城门。

次日早五时，钟鼓齐鸣，城门打开。

时辰是模糊的时间概念，一夜十小时为五更。是规驯也是习惯。

然而，一个悄然无声的变化却暗暗滋长。

同治时期，沈城的阔绰人家家里已经摆上了座钟，出门时衣兜里要揣怀表。

以清中《红楼梦》王熙凤所言：“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14回）”。大户人家的仆人也都用上了钟表。

这世道明显着是要出事了。

光绪元年(1875），伦凤翥在鼓楼南开设天象斋，是沈阳第一家钟表修理店。

此是新潮时尚之变还是社会之变？

1871年，近邻日本明治天皇下诏改行公历，剃发易服，实行24小时计时⋯⋯

1894年、1905年，日本连败中、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推行新政，不再用钟鼓报时，旧计时法取消。

24小时计时系统终于跚跚来到沈阳。

此时，距西方钟表进中国已近三百年。

24小时计时的使用，是因为钟表引入吗？关联虽在，可显然不是！

工业革命让整个世界变成了部大机器，在旋转轰鸣声中不断提速。

时间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短，计时也越来越精细。

“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这诗用到24小时制的实施，是同样的时代感叹。

而就此剖开旧时代誓死捍卫的“时间话语”，人们看到的是什么？

仅仅是愚昧虚幻的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