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孩子个个都是“时间管理”高手。

面对996的节奏,不盘算好一天24小时,真的会让工作与娱乐相残杀。

昼夜互替周而复始,精密管理将时间切细。

可若说吋光倒流三百年的大清,也有一群人将时间管理到分,你肯定不信。

若是不小心将一些时点给精确到分,怕能惹来杀身之祸⋯⋯

知识曾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史前及封建时代的特色,时间也一样。

最早最聪明的一些人,从太阳起落中,发现天体运行及时间的某些秘密,

他们似乎也掌握了通天会神的本领。

最早天文星象学者便是执掌祭祀的贵族。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balabala⋯⋯简单点说:天文学很快发现了年、月、日、24节气及12时辰。

然而,这一切都是由谁说了算?

早期由酋长、贵族,稍晚归于国家皇权。

从上古周“鸡人”报时,到汉太史司天到明清时钦天监,无一例外全掌握时间发布话语。

KPI皆是“以协天纪,以授人时。”

对“天时”的话语权权威,是一个王朝“正统”的标志。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金国破城宋汴梁(开封),

非大费人力将数吨重大钟运到北方。

钟鸣鼎食不止是富足,是国家象征。

若非说这铜能铸钱,只能说是商人之见。

沈阳城中最早的报时工具就是口金代大钟。

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征辽东盖州,发现了这口金代铜钟。

《满文老档秘录》载:“努尔哈赤谕曰:‘今遣员役将古钟一口送京,此钟得自盖州,系大金天德三年(1151)所造。’”

此钟原系女真掠自中原,系金代重铸。

此重六千斤的大钟,俗称“盛京定更钟”。

努尔哈赤迁都盛京,将钟从辽阳运往沈阳。

1637年,皇太极建盛京钟楼,悬挂的就是这口钟。

晨昏更筹,水火不虞,皆于楼之钟先教之。

按说铜钟能响却不能报时的,那时没表。

不是有表才能报时,那时有国家钦天监。

清承明制,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确定时间。

地方的称阴阳官,为漏刻博士、司晨官员,负责钟鼓楼定时、换水日晷观测报更。

若遇盛京大典,这些博士还充当报唱官。

不过,赶上皇帝御临,多从北京直接带专业人员来。

1682年,康熙帝东巡盛京祭祖,直接带着钦天监的外国雇员南怀仁。

当时,从北京到盛京仅钦天监驮运各种测量仪器之马,就达十匹。

钦天监测报吉时如同“小儿科”,早习以为常。

国家大祭祀如祭天、祭谷等仪式,时间安排是以“分”计的。

就同这些天文官测报日食的时间一样,得精确到分秒。

老百姓用是传统12时辰,一时辰是两小吋。

其实,中国的时辰下是有“刻”(15分)的。如电视剧常有“午时三刻”(11:45)。

更何况,此时西方钟表早入中国,钦天官报时看表即可。

西方机械钟表从明末已经进入中国。

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大小自鸣钟献给万历皇帝。

顺治九年七月,传教士汤若望曾向顺治皇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钟。

到康熙雍正年间,洋钟表早就不算新鲜了。

陪都沈阳故宫亦有皇帝拔来的西洋钟表。

南怀仁担心的是:博学的康熙问天体数学。

他在沈阳还测量了南极夹角之类的新数值。

在康熙盛京祭祖中,他提供了充分的天庭数据服务。

甚至“晚间睡于靠近皇帝帐幕”,以便随时应对天子问寻。

从明后期到康熙朝,钟表进入中国至少有百年了。

此时,宫廷洋表数以千计,而且,大清国自己都可仿制洋表。

但时间发布权仍管理在钦天监之手。

子丑寅卯⋯⋯十二时辰仍是社会主流。

钦天监也越来越专业、要求越来越高。

君权天授,宪天乂民。历算之学决不能为一般官庶接触和研习。

大清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

钦天监人员选拨多局限于满汉蒙各旗人。

汉人若需要考取的“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

而且学制五年,简直就是今天的医科啊。

在“时间管理”上,没什么大师能超越大清。

康熙、乾隆、嘉庆等东巡盛京时,先后带去洋钟等珍玩,

充实“陪都宫殿”亦可用于太庙、祖陵典礼祭祀。

清宫中虽早就使用西方钟表,但对民众仍采用传统计报时方法。

铜壶滴漏、钟鼓报时。晨钟暮鼓在沈阳城几乎沿用了有清一代。

普通人似乎永远不知道钟表用途、时间的奥秘。

1884年,司督阁在奉天有一次去传教,人们无意间看见了他腕上的手表。

有一位老人非常好奇,问:“那玩意有什么用处?”

“它告诉我们时间。”司督阁回答。

“什么时间?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不知时间是何物的普通人,是愚民之治下的生命。

时间只是天文历法的副产品,与王权存在遥远又密切的关系。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 所行历法以《大统历》为基础。

1644年,大清整体接盘明崇祯用中欧历算知识刚编好的新历法。

大明耗十年之功编制的新历,却没能使用,

《清史稿》就此评论:“乃为新朝改宪之资, 岂非天意哉!”

如此巧合,让关于时间的一切愈发敏感。

钦天监以外,私编伪造历书者杀无赦!

历书不过是日历册,无非是24节气时刻、黄道吉日而已。

这东西民国时叫皇历,清初时谁若告发有人盗版,可获奖银50两。

“管理时间”与统治规范如此结合在一起。

大清不缺乏精确计算的时间,只是关涉时间的许多东西不属于私人。

通发各地的日出入昼夜时刻和二十四节气时刻表,计时也细致到分。

可每晚七时,沈阳钟楼鼓楼仍钟鼓齐鸣,八门八关依次鸣锣,关闭城门。

次日早五时,钟鼓齐鸣,城门打开。

时辰是模糊的时间概念,一夜十小时为五更。是规驯也是习惯。

然而,一个悄然无声的变化却暗暗滋长。

同治时期,沈城的阔绰人家家里已经摆上了座钟,出门时衣兜里要揣怀表。

以清中《红楼梦》王熙凤所言:“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14回)”。大户人家的仆人也都用上了钟表。

这世道明显着是要出事了。

光绪元年(1875),伦凤翥在鼓楼南开设天象斋,是沈阳第一家钟表修理店。

此是新潮时尚之变还是社会之变?

1871年,近邻日本明治天皇下诏改行公历,剃发易服,实行24小时计时⋯⋯

1894年、1905年,日本连败中、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推行新政,不再用钟鼓报时,旧计时法取消。

24小时计时系统终于跚跚来到沈阳。

此时,距西方钟表进中国已近三百年。

24小时计时的使用,是因为钟表引入吗?关联虽在,可显然不是!

工业革命让整个世界变成了部大机器,在旋转轰鸣声中不断提速。

时间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短,计时也越来越精细。

“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这诗用到24小时制的实施,是同样的时代感叹。

而就此剖开旧时代誓死捍卫的“时间话语”,人们看到的是什么?

仅仅是愚昧虚幻的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