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主说：战争造就瑞士制表业

今年，范主出版了新书《时间的战争：500年钟表博弈史》，以战争为主轴，展现了制表业500年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从这周起，我会不定期和大家分享一些书中精彩有趣的故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赶快下单范主新书一口气读完吧！

（戳图可购签名版）

---我是踏入历史的分割线---

如果要问哪个国家制造的腕表最有名，恐怕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名字，就是瑞士。

这种印象的产生，一方面要归因于品牌效应，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宝珀、宝玑、爱彼、积家、劳力士、欧米茄……每一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牌子。

这也使得瑞士腕表在市场上独领风骚，虽然产量只占全球总产量的2%，但若按价值算却占了全球钟表市场50%以上的份额。过去一年的出口还再创新高，达到248亿瑞郎（约合人民币1822.75亿元），其中四分之三都是高档表。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瑞士人制表的历史确实很悠久。早在1735年，瑞士制表师贾汗-雅克·宝珀就用自己的姓氏注册了品牌，这一年换算成中国纪年正是大胖橘下线的雍正13年。而瑞士制表业的萌芽就更早了，还要再往前推200年，差不多是与明朝嘉靖皇帝同时代的事了。

总而言之，通过几百年的积累，瑞士人把制表做成了国家名片，顺便给“瑞士制造”四个字赋予了与精密、品质相关的意涵。

他们甚至骄傲到把腕表机芯印在钞票上，当你把10瑞士法郎的纸钞翻到背面，就能看到一个由摆轮、游丝、擒纵、齿轮组成的机芯，正在驱动着时针与分针。而与之相配的，则是同样视时间为生命的铁路网。

然而，瑞士并不是天生的“钟表王国”。在五六百年前的欧洲，那时法国才是真正的“制表一哥”，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是勤劳简朴的钟表匠，反而是骁勇善战的“战斗民族”。

那么，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让“半路出家”的瑞士一路开挂取代老大哥成功上位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背后，充斥着战火、杀戮与流亡。

日内瓦成为钟表城，竟是因为不让炫富？

如果要追溯瑞士制表业出现的机缘，那就要从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德意志地区说起。

1517年，牧师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名为《九十五条论纲》的“大字报” ，把天主教会的腐败问题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轰轰烈烈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自此兴起，甚至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战争。

而法国就是当时新教与天主教斗争最为激烈的国家。早期新教徒们搞宣传的方式很激进，到处张贴反对教廷权威的布告，甚至连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都没放过，这自然引发了权贵们的严厉整治，很多新教徒被迫逃难避祸。

而在这些连夜跑路的人中，有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人，他逃到了瑞士的交通要冲巴塞尔。这座城市早早就被新教徒控制，成为重要的“宗教难民”收容所。

这里要插播一句。中世纪时的瑞士人堪称中欧的”战斗民族“，以长矛破骑兵、 斧枪短剑打近战，经常上演一群农民反杀精锐的戏码。凭借超高的武力值，曾经的“散装国家”不断扩张，而雇佣兵也成“特色出口”。

德语区瑞士人的武德充沛延续到了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贴大字报的第二年，苏黎世神父茨温利就“起义”了并最终战死，但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城邦，使得他们成为对新教徒友好的避难所。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尔文在巴塞尔闭关两年，靠《基督教要义》一炮而红，各地纷纷请他办“签售会”，城邦日内瓦更是死忠粉，邀他留下来领导当地的新教运动。大名鼎鼎的加尔文派领袖、“日内瓦教皇”正式上线。

天主教控制时期的日内瓦，城中最多的就是金匠、珠宝匠，迷人的珠宝和华丽的宗教用具畅销欧洲上流圈，大仲马后来评论说“日内瓦的3000名工匠，供应了整个欧洲的首饰”。然而加尔文的到来，宣告了日内瓦炫富风气的终结。

加尔文的基地：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

加尔文是个彻头彻尾的“怪人”，当时的教皇庇护四世评价他“只爱工作，不爱金钱”，而在茨威格笔下，加尔文“穿衣从头到脚都是黑色，夜里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只吃一顿饭，不散步也不玩儿游戏”。

加尔文不仅对自己苛刻，还要整个日内瓦城都活成他的样子，豪华马车、奢华宴会通通禁止，而最严格的禁令还是针对珠宝的，“凡有金银刺绣、饰有金丝带金纽扣的衣裳，金发夹、金鞋扣，统统被禁，同样严禁使用任何黄金和首饰”，珠宝匠们瞬间被断了生路。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随着隔壁法国的宗教政策越来越严厉，一大拨新教徒像加尔文一样逃到瑞士，其中就有不少钟表匠。

当时法国是数一数二的制表业强国。早在1370年，国王查理五世就命令洛林的钟表匠亨利·德·维克为巴黎城岛宫建造第一批公共时钟，并下令王国内所有时钟的时间都应与之同步，毕竟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掌握了权力。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法国人已经拥有把钟表小型化的能力。1518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还花大价钱请人打造了一枚“匕首表”，只要轻轻一掀盖，就能随时查看时间，装腔效果满分。

在百达翡丽博物馆见到的一枚“匕首表”

那时法国的制表业中心是交通枢纽布卢瓦，很快又扩展到了巴黎、第戎、里昂等城市，并迅速组织起了钟表匠行会，而这些城市也恰恰是宗教改革中传播新教的中心，因此很多钟表匠都成了新教的信徒。

这些逃难的钟表匠来到日内瓦后，发现这座城市是一片创业的蓝海。最重要的是，加尔文不讨厌钟表，毕竟他本人就是个极其守时的人，晚上9点睡觉、凌晨4点起床。

于是，当地珠宝商很快就和新来的钟表匠联起手来，把日内瓦从曾经的珠宝城变成了钟表之都。估计加尔文也没有想到，自己对炫富的压制开启了瑞士钟表的大繁荣。

瑞士成为钟表国，还要“感谢”路易十四？

对加尔文来说，搞定日内瓦只是第一步，向祖国输出自己的学说才是夙愿，因此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前往法国。到他去世前几年，法国的新教徒已经暴增到了30万人，遍布南部和西部，被称为“胡格诺派”，其中不乏手握重兵的贵族。

结果不出意外，这群新教贵族和天主教贵族开始争权夺利，并最终爆发持续30多年的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过多起屠杀，最惨烈的一次就是是1572年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导致将近100万新教徒或死或逃。

宗教战争直到亨利四世胜出才宣告结束，这位贤王因为曾经是新教徒所以在宗教政策上十分宽容，还颁布了承认信仰自由的《南特赦令》。

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份意义重大的赦令会在他的孙子手里变成废纸，而这位孙子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太阳王”aka“法国奢侈品教父”——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在生活方式上完全站在加尔文的反面，他带火了假发、高跟鞋、香水等时尚单品，买起钻石来也很疯狂，更是公认的“凡尔赛本赛”。

奢华钟表也是路易十四的炫富利器，凡尔赛宫的“国王大公寓”里就摆着制表师安托万·莫朗送给他的座钟，虽然看上去就像是个金碧辉煌的柜橱，但也设置了巧妙的机关，启动时希腊女神会出来为国王加冕。

除此之外，路易十四还赞助过荷兰科学家惠更斯，而后者研究出了划时代的摆钟。后来出版《摆钟论》时，惠更斯还冒着被人嘲笑的后果，专门给国王写了一篇长长的献词以答谢知遇之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钟表进步还颇有些贡献的人物，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亲手把众多钟表匠赶出了自己的祖国。

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废除宗教宽容的《南特赦令》，全面取缔新教。取缔手段也相当狠辣，其中最严厉的一条是：

任何不愿意归顺天主教的人，限期两周内离开法国。这两周里如果从事新教活动，会马上被送到苦役牢。离开法国后如果 4 个月不回来，一切财产都会被没收。

一招釜底抽薪，让新教徒统统“净身出国”。这是新教徒的又一次大流亡，许多钟表匠、金匠、珐琅工匠轻车熟路地前往钟表业已经颇具规模的日内瓦。瑞士制表业又被注入新鲜血液，而法国的制表业则疲软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瑞士搞制表，天时地利又人和

地理决定了人口流动的方向。法国新教徒逃亡，考虑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生存，一是生活，而瑞士的地形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当我们打开瑞士制表地图，会发现日内瓦、汝山谷、纳沙泰尔、拉绍德封、比尔、沙夫豪森……在瑞士的西部形成了一条自南向北的“制表带”，而这些钟表城除了比尔与沙夫豪森，其他无一例外都位于法语区。

因为在当年的逃亡者看来，汝拉山脉是个难以入侵的天险，躲在山那边就生命无忧；大部分的新教州也都沿山脉分布，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生活也有保障；更别说法语区和自己语言文化相近。

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就沿着山脉的走向一路向北，从日内瓦扩散到沙夫豪森，有些人在中途就留了下来，从而催生了瑞士西部的“制表带”。

当然，地理区位的不同，也让各大钟表城有着不同的气质。

日内瓦的阁楼工匠

日内瓦是瑞士制表业兴盛的起点，早在1601年就成立了制表商协 会，并建立了一套制度。当时一个工匠如果想获得“大师”的头衔，必须先做至少 5 年的学徒，并通过“毕业考”。到了160年后的1760年，人口约2万的日内瓦，已经拥有了600位制表大师。

后来成为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的卢梭就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制表世家，从小就泡在制表工坊里的他，虽然长大后没有承袭父业，但老家的朋友圈里还是有不少人干了这一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让-马克·瓦舍龙（Jean-Marc Vacheron），也就是江诗丹顿的创始人。

24岁那年，已经获得大师头衔的瓦舍龙在日内瓦的制表中心圣热尔韦创办了自己的制表工坊，还聘用了第一个学徒Jean François Hetier，他们签订的学徒协议也被认为是江诗丹顿品牌诞生的标志。

在那个年代，生产于日内瓦的表大多出自大师们的小工坊，而为了获得最好的自然采光，这些工坊大多位于住宅屋顶下的阁楼里，因此又被称为“阁楼工坊”。

日复一日，技艺最为精湛的工匠们就栖身于阁楼之中，在一天中天光最好的那段时间，完成精密的时计部件 的制作，这批人后来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阁楼工匠”（cabinotiers），瓦舍龙就是其中之一。

但日内瓦有个问题，就是制表师太多了，毕竟在加尔文改革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就有至少三波大的移民潮。僧多粥少，总得有人出去闯一闯。后来有人发现，出日内瓦城向北 48 公里，就有一片“风水宝地”——汝山谷（Vallée de Joux）。

汝山谷成为制表圣地

积家创始家族的祖先就是最早一批开发汝山谷的人。这位祖先名叫皮埃尔·勒考特（Pierre LeCoultre），本是法国新教难民，早在1558年就获得了日内瓦的“居民”身份。

不安于现状的皮埃尔，拿到日内瓦“户口”的第二年，就跑去汝山谷“开荒”，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区。皮埃尔的儿子在当地建立了一间教堂，从此这片荒地有了正式名字—Le Sentier（勒桑捷），后来积家便诞生在这里。

而说起山谷地区制表业的萌芽，还不能不提汝拉山脉的北麓一个叫作维莱尔（Villeret）的小镇。

苏兹河穿过整个小镇，由于水力充沛，从18世纪开始，河两岸就建起了许多锻造厂、磨坊、锯木厂，也吸引了很多铁匠、锁匠来到这里，让当时还是村庄的维莱尔变得热闹起来。1725年前后，维莱尔就出现了制表业的萌芽，工匠们开始生产钟表零件，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叫贾汗-雅克·宝珀的人。

这位宝珀先生平时兼职做村里的教师，而他的农舍距离学校不过 50 米。这座农舍建于1636 年，前身是个邮政驿站，经过改造之后楼上变成了宝珀的制表工作室，楼下则养着牛和马，集工农业于一体。起初宝珀只是生产怀表的零部件，随着技艺的逐渐精湛，他便开始制造完整的怀表。

1735年，宝珀先生在维莱尔村庄的官方产权名册上进行了登记，明确了自己的制表师身份，他的姓氏也成为品牌的名字。路易十四的五世孙路易十六，就收藏了一枚宝珀早期的作品，表背署名 “Blancpain et fils”和“VILLERET”。

总之，在宝珀等先驱的带领下，维莱尔开始大搞基建，以吸引熟练的工匠来此定居。短短30年后，就有记载说当地人开始抱怨制表工匠的涌入导致住房短缺了。

比宝珀活跃的时间稍晚，汝山谷南边也出了一位制表业带头人， 名叫萨缪尔-奥利弗·梅朗。他从日内瓦学习制表后回到汝山谷收徒，打破行业规矩，培养了一批制表人才，还成功帮助汝山谷的制表工坊摆脱来自伯尔尼行会的限制。

不过有趣的是，在汝山谷做表的不止制表师，当地的农民也参与其中，而这种分工模式的诞生，和汝山谷的天气还很有关系。

汝山谷的冬天长达8个月，而且异常寒冷，号称“沃州的西伯利亚”，光听名字就让人打寒战。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便，大雪封山之时，整个山谷甚至会与世隔绝。

在冬天，农民们根本无事可做。此时，一位名叫Daniel Jeanrichard的制表师想出了一个方法——不如去训练他们制作机械零件，反正有大把时光。

就这样，汝山谷的农民们也开始把自己的农舍阁楼当作工作室， 加装窗户，捕捉更多的自然光，并埋头于机械部件的制作。农民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的分工都不尽相同，有的做齿轮，有的做夹板，有的做发条……据说夫妻还有分工，男人负责锻造，女人负责抛光。

总之，彼此间相互协作，一个密集的家庭手工作坊网络就这样形成了。做出来的零部件经过制表师的组装调校，最终被做成精美的时计，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众包。

爱彼创始人Jules Louis Audemars的父亲弗朗索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汝山谷山民，夏天种地、冬天做表，而且专做指针传动机构。受此影响，青少年时期的Jules便成为一名制表师的学徒，为日后创立爱彼埋下了伏笔。

参观爱彼工坊时听讲解员解说瑞士制表地理

话说回来，日内瓦的阁楼工匠也好，汝山谷的山民也好，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勤劳、坚韧，又带着点“死脑筋”，执着于自己手头的工作，即便这份工作看上去十分枯燥。

瑞士的制表传统也就这样代代相传，从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出生在纳沙泰尔宝玑大师在继父的影响下学习制表，最终在巴黎开创了一番事业；波兰商人安东尼·百达选择在日内瓦创业，百达翡丽由此诞生；尤利西斯·雅典在汝山谷的力洛克创立公司，主攻航海钟；路易·勃兰特在拉绍德封创办工坊，成为欧米茄的前身…

说到底，瑞士成为“钟表之国”是因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自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到教堂门前的那一刻起，蝴蝶便扇动了翅膀。约翰·加尔文背起远游的行囊、新旧两教的贵族们擦亮宝剑、路易十四骄傲于统一信仰的伟绩，战争就是这一系列因果的产物。

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法国钟表匠，只能拼死闯过战乱与屠杀，去一个叫日内瓦的城市寻找一条活路。瑞士的山川之险、战斗民族之彪悍，使其成为难民们天然的庇护所。今天的瑞士制表地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宗教难民流亡的痕迹。

但瑞士从“雇佣兵之国”到“钟表之国”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起码在17-18世纪这个时间点上，在真正的大佬英国面前都还是个“弟弟”，离未来的辉煌还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瑞士人究竟是如何斗倒法国、英国两位老大哥以及未来手持工业化大棒的美国人，成为当之无愧的“制表一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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