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对现代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物件，早已普及的手机就有准确记时的功能，因此，除了高官大款们有佩戴名表的必要，作为普通人，完全可以忽略手表的存在。

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戴手表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那可是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的象征！在农村，唯有国家干部才能戴得起表，平民百姓只能是看看或者说说而已。

到了七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手表也多起来了，最常见的上海牌手表120元钱一块；还有档次低些的南京产的中山表，可外形拙朴，做工粗糙，卖价50元；后来，洛阳生产一种牡丹牌手表，价格60元，造型精美，走时准确，但依然是紧俏的计划商品，没有熟人，很难买到。

八十年代初，我当民办教师，工资已经涨到了十七块五，但还不可能产生买表的念头，一是我不好张扬赶时髦；二是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攒几个月的工资，买件并不需要的奢侈品？真舍不得。可就在这时，我的一位杨姓亲戚到供销社当了主任，我们平时都叫他杨叔，有天下午杨叔突然捎信叫我去见见他。

他把我领到办公室，先关上门，然后神秘而兴奋地说：“叫你看样好东西！”只见他打开锁着的抽屉，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包了几层纸的方盒子，那时还没有过度包装一说，一块明朗朗的洛阳手表呈现在我的眼前:表盘上方有清晰别致的牡丹商标，他指着红色箭头的秒针说:一打十二块里就这一块是红箭头，别人不得要，只有咱能带！他自豪而高兴地哈哈大笑。

我激动地用手指捏起新崭崭的手表，表盘上随即留下了清晰的指纹，我赶紧又放下了。杨叔告诉我:“你放耳朵上听听秒针的声音，多正！多灵！多有力！”“表带我也给你选好了，黑皮的，上档次！”说着他把表带也装上了。

我嘴上感激着他的关爱和周到，可心里很矛盾: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啊！可这样的好事又到哪里去找呢？杨叔看出了我的心思，“没钱我先给你垫上，以后再说。现在可不能再让别人抢去！”临出门，我又多包了好几层纸，准备往兜里装，杨叔倒是爽快:“还装起来干啥？戴上吧！到学校把袖子撸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回家的路上，我又把表抹下来，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装到上衣兜里，扣好扣子，走不多远就用手摁一摁，如此反复，一直到家。

父亲甭提多高兴了，他一会儿把手表对着灯光仔细审腾，一会儿又放在手腕上比划着，还要让母亲也戴一戴。可我心里并不坦然，我嗫嚅着言不由衷地说:“五六十块钱呢，人家垫的钱，咱让给别人吧。”“不中！人家好心好意，你让出去咋对得起人哩？咱就弄不来那六十块钱？戴吧！钱的事你甭管。”父亲态度坚决，言语似乎很轻松。

我懂得父亲的话，深深地理解他的心情。此前有次文友相聚，父亲看到连我在内的五个人四人都有手表，就和母亲多次感慨:“人家都有，就咱没有！”好像儿子受了莫大委屈，为了儿子的体面，他们无论怎样付出，心里都舒服。

在学校里，那块手表我带过两三次，更多的时间是锁在抽屉里，更没有在人前撸起衣袖外露过。

一个月后秋收了，母亲宽慰我，说父亲卖了两袋子黄豆，已经还了表钱。可我心里越发地不安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之深。几千年的农耕时代，人们土里刨食想方设法要吃饱肚子，土地对农民而言，与生命同等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祖祖辈辈缺田少地的父亲，情绪空前地高涨，他和同龄的人们发疯般地开垦荒地，没明没夜地刨啊、犁呀，也不知用坏了多少工具，也不知从荒地里抬出多少筐大大小小的石头。不到两年的时间，一犁一犁、一䦆头一䦆头，竟然在山坡上开出了七八亩荒地，但大多是土少石头多的“石盘地”，只能种些耐贫耐旱的粗杂秋粮。

唯一稍肥的荒地，在离家二三里的一个山洼里。由于山高坡陡，无法用犁，父亲硬是用䦆头生生刨出来了六分红土地，他究竟起了多少五更，打了多少黄昏，淌了多少汗水，我无法知晓，只知道那块地叫“北洼地”。生荒土肥，加上父亲待弄有功，那年秋季竟收获了百十斤大籽黄豆。我那带红箭头的洛阳牡丹表就是父亲用这六分地的黄豆换来的！

好长时间，那块漂亮的牡丹表，不仅没有让我开心，反而叫我郁闷不乐。好在不久，有位年轻同事定亲急需，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手表卖给他了。至今，这块表的模样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但是父亲坚决地支持我的态度和对手表爱不释手的细节更加深刻地镌刻在我心里。

有时候，乡愁也是一块小小的手表，我在这头，父母在那头。

作者：孟聚

原创：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