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千年古钟

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打击发生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的物质遗产。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

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

在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古钟更是具有身后华夏文化意义的器具。

“钟鸣鼎食”“暮鼓晨钟”，古钟曾经作为精美乐器，登于高堂之上，被视为“众乐之首”；也曾经作为神圣法器，立于庙宇之中，被捧为圣物；更是历朝历代备受重视、不可或缺的礼器。

虽然名称、材质、形制、用途各异，古钟却是各种重大文化仪式中经常在场的“嘉宾”。换句话说，“无钟不成礼”，古钟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

因为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古钟已然成了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文化的载体，古钟历经了时间的风雨、社会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流传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它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诞生之初 奏欢乐之音

钟为尧舜时一位名叫垂的人创制。最初的钟是陶制的，据考古研究所知，陇西龙山文化原始社会的陶钟，距今大约五六千年，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钟。

从那个时期开始，钟在中国经历了延续数千年的奇特演变，并与社会文化的演变和传播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钟在其诞生之初和早期阶段是为乐钟，饱含着强烈的欢乐色彩。

“设钟鼓，被女乐”，其应用场合遍及各类礼乐仪式。正因为这样，到先秦时代古钟便进化为空前发达的演奏乐器，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曾侯钟双音扁钟，则已在音律声学方便达到惊世骇俗的绝妙程度，被国外专家称为“是一个在现代音乐科学中都找不出能够与之相比的东西的巨大成就”，并认为对它的发现与研究“促成了对整个声学发展史的全部改写”。

但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如此精湛的乐器制作和演奏技艺，竟于约2000年前达到高峰之后绝传，不为后人所知。

也许主要由于社会发展像等级制与大一统军权制方向的强烈转折，经历700多年，双音扁钟完全被钟声浑宏、宜于宣示君威、却无法体现音乐演奏性能的圆体钟所替代，形成中国古钟文化一个非常鲜明的发展断层。

铸钟技艺 日臻成熟

铸钟，在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古建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凡是佛教寺庙中，总是有阵阵悠扬的钟声定时响起，伴随着僧人们度过每一个平静的日子。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钟铃等响声器具的使用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佛教、道教等宗教场所得到广泛应用，充当着法器、报时器、信号工具，发挥着多种功能。

古钟发展到了成为佛教与道教的宗教法器之时，它的文化蕴涵更为深不可测。古往今来，佛寺、道观无不悬钟，它既是佛禅苦乐人生的音声形象，也是通家阴阳易理的器物体现；而明朝的永乐大钟通体内外的23万汉梵文经咒铭文，更使古钟与宗教达到了规模空前的文化结合。

古钟大大小小，千品万类，又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美术、书法、文学等多种艺术种类，是具有综合艺术造诣的集合体。

用途的不同导致钟在形制上有很大差异，青铜乐钟形体相对较小，钟体呈扁圆型，主要盛行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逐渐衰落。

佛寺、道观、坛庙等宗教用钟以及形制相仿的城市钟楼报时钟、帝王宫廷朝钟与先秦乐钟明显不同，钟体均为正圆筒形，形体较大，声音绵长。

许多古钟也一再被今人鉴定为古代科技的奇迹，从铸造工艺到声力学特性、音律成就，再到文化底蕴，难以尽书。

铸钟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历史悠久的手工行业，自从有了金属钟铃的出现，这一行业就诞生了。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钟铃铸造业已经萌芽，夏代青铜合范铸造技术获得快速发展，中原一带出现了合范铸造的青铜铃。

至商代，青铜文化日趋成熟，青铜铸造业初具规模，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都铸造出了早期钟类器物——青铜铙，尤其在长江支流湘江流域得到蓬勃发展，青铜铙的数量远远超出其他区域。

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导致了礼乐文化的兴盛，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乐钟大行其道，不仅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礼器，而且以优美动听的乐音位居八音之首，成为演奏“金石之声”不可或缺的金属体鸣乐器。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铸钟业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盛，铸钟技艺精湛绝伦。

铸钟工匠在青铜成型技术、造型艺术、声学、音乐艺术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周礼·考工记》对于当时的铸钟技术有十分详尽的记载，是古代铸钟工匠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铸钟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经过1 0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古代铸钟业在明朝时期再一次达到鼎盛，洪武、永乐年间相继出现了许多质地精良的巨型钟，崇祯年间刊行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了铸钟业，对于铸钟技术、铸钟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等都进行了详细描绘。

编辑：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