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讨论很多。从小说到诗歌再到音乐，东北这片土地上的创作总是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最近，有一部名为《捉住那只发情的猫》的小说，作者谈波来自东北大连。这本生猛的小说也重新引发了读者对于东北文学的关注与好奇。“东北作家”可能是一个略显粗暴的标签，不过谈波也并不在意。“从地理上讲我也确实是东北作家。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地理环境中的人，这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某些习俗，你还要受当地口语的影响，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借着这本新小说集出版的契机，我们与谈波进行了一次专访，聊了聊他创作的缘起与变化。以及，什么是好的小说？“大连”的元素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

谈波，1964年生人，戴一副黑框眼镜，说一口大连话，语气中总有几分谦和，甚至不好意思。他二十几岁开始写小说，“整个状态非常业余”，今年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几十年的写作只出了两本书，会不会有点少？谈波自己觉得，这已经挺多了，照他的意愿，一生能有一本薄薄的小说就已足够。

谈波，1964年生，居大连。小说多见于《今天》《野草》《青春》《鸭绿江》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一定要给你个惊喜》。本图由作者提供，摄影：杨明。

《捉住那只发情的猫》里的小说故事性强、戏剧性强，有时一个人的一生像侧影一样，在几页纸之间就迅速走完，又不给读者空洞的感觉，这种叙事的速度和浓重的“笔触”可以让人看出作者对故事构思和语言力道的把握。而这些小说的基底，是人之“情”。谈波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从某一个概念、某一个主题、某一个归纳性的观念去延伸出什么，我用感情来衡量。”如果一个人物或故事打动了他，如果他写得足够用心、足够坦诚，肯定可以打动读者，这是他希望获得的价值。他信任情感而非观念，迷恋故事而非思辨。那些和生命情感经验有关的事，那些身边的人，是他最喜欢聊的。访谈结束后，他突然想起一个有国际视野的老小偷的故事，就专心致志地讲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这个小偷子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在我眼里已经很老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小偷子，竟然也没进过监狱，也没被抓过，成家立业，一切都很好的，但他确实又是个行业小偷。

东北的环境还真是具有国际性，能接触到苏俄，能接触到日本，你从小偷子身上能知道他竟然还有国际视野。他就跟我讲，他们小偷子的刀片叫青子，他们就用青子偷包。他问我，你猜我们这青子的技术是从哪儿来的？我根本想象不到啊，我就说，那肯定是你们世代相传、小偷师傅教的呗。他说，对，是师傅教的，但是我们正宗的师傅是从俄罗斯来的。他说，中国的小偷子就会偷个牛牵个狗，只有到中东铁路修过来之后，莫斯科那些小偷子坐火车过来了，来到哈尔滨或者哪个地方，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中国小偷子。当年的列车也是分贵族车厢和普通车厢的，这些小偷子可能在火车上不敢偷，但是可以在哈尔滨车站偷，他们把欧洲先进的刀片技术、用假包套走真包这个技术传到中国来了。

通过他讲的这个事儿，从国外传到哈尔滨，再坐火车传到长春、沈阳一直到大连，这些小偷的技术都有国际视野，然后我就想到莫斯科，又想到莫斯科那些作家，比如高尔基笔下的那些人物，那些流浪汉，我就（把这些）联系起来了。再从莫斯科铁路延伸到欧洲，延伸到法国，延伸到雨果笔下那些人物，那些流浪汉，再想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不是又写了一些小偷吗，我就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了。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你看我已经变成老头了，那个老小偷肯定早就不在了。

“两本书已经超了”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有没有一个触动写作的契机？

谈波：应该还是从兴趣开始的。我认字就喜欢阅读，只要有字的我都喜欢看。最早是看四大名著，那时代比较贫乏，书很少，我算比较幸运的，能看到这些书。当时只是被故事、人物吸引，被那种趣味性、传奇性吸引，后来偶然地在我一个同学家看到一本繁体版的普希金小说集，好像是叫《别尔金小说集》，里面有《暴风雪》《驿站长》，还看了《黑桃皇后》等一系列短篇，当时我很震撼，之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形式的小说，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人物，这种小说和我之前的认知截然不同，我从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种我后来称之为“小说之美”的东西。

最早我是从写诗开始，模仿古体诗，多数人可能都是从写诗开始的，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到二十岁，我感觉自己能写（小说）了，也想写了，可能还有一种青少年的狂妄，一看（别的小说）就觉得写的什么玩意，我给你们来一个。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大量翻译书进来，我的阅读面更广了，觉得自己的鉴赏力水平已经很高。我什么书都看，看了好多外国美术世界美术之类的书，其中好多美术流派都介绍进来，非常丰富，塞尚、凡·高，甚至一些小流派，比如修拉的点彩派，这些我都看。看这些东西类似于“六经注我”，我把得到的启发延伸到文学上。同时我还看了一些介绍建筑方面的书，了解到包豪斯学派，日本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还有美国的密斯。看完这些建筑的书我也很受启发，觉得都可以引申到小说的结构上，于是我写了两篇小说。

《捉住那只发情的猫》，谈波著，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

在这两篇小说里，我把我能想到的现代的、先锋的、意识流的、拼贴的东西（都用上了），现在回头看就是一种大杂烩而已，但当时感觉已经很妙了，我想我的小说是绝对先锋、绝对好的。写完了信心满满，寄给《上海文学》，心想就等着成名得了（笑）。过段时间，两篇稿子被打回来。当时那些编辑很认真，还附了一封退稿信，我记得很清楚，说“谈波同志”如何如何，最后一句说，“我希望你在学会飞之前先学会走路”。然后我就停了，思考了一下。不管怎样，我已经尝试过（先锋的）形式，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转入所谓“走路”的、比较现实的、和自己生命有关系的路径。其实最初打动我的也是那种，普希金式的具有“小说之美”的小说。于是我迅速摆脱了“潮流”，回归到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一直贯彻到现在。《捉住那只发情的猫》收了两篇1995年发表的小说，我要不说可能多数人看不出来，这也是我窃喜的地方，我那些年写的小说到现在还可看，还有不少人挺喜欢。我的写作就这么延续下来，但也不过是断断断续续的，整个状态非常业余。

后来我又把一些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写进小说里了，并没得到相应的回应，我感兴趣的那个点，他们不太感兴趣，他们认为我应该怎么改，我又觉得……然后我基本就放弃了，回归到我最喜欢的事，看书，看闲书。我现在还认为，天下第一等好事确实就是看书。我的生活很简单，没什么额外的要求，就是看书、思考，就这样一直到了互联网时代。

2001、2002年，我就上网了。先是在“橡皮论坛”，然后是“他们论坛”，就遇到了韩东、李苇、金海曙这些人，一下就找到了特别契合的感觉，而且还得到了释放，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肯定希望写出的小说能有人看到。以前没有别的渠道，只有杂志，你又不愿意去写那种杂志体，被退稿就没别的地方发表了，但如果你按照那个模式去写，肯定要扭曲自己心目中的小说，我不愿意朝这条路走，那我就自己多看看书，提高素养，我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写完以后就扔那儿，自己看。网络来了就好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写了就在网上贴，朋友之间互相鼓励，六年前，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一定要给你个惊喜》出版。

新京报：你算是“他们”写作群的一员对吧？

谈波：我当然希望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但我只接触到“他们”的网络时代。“他们”最早是从民刊开始的，影响很大，以韩东为中心，“他们”团结了一大批热爱文学的纯粹又热情的年轻人，当时我在大连，比较孤陋寡闻，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以能加入“他们”的网络时代为荣。

新京报：跟“他们”之间的交流中，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值得回忆的往事？

谈波：说白了，喜欢文学的人好多可能跟我差不多，情商属于零，我在论坛上贴小说，交流也仅限于论坛交流，甚至连聊天室我都不好意思去，打电话更谈不上，鼓不起勇气，不过好在在心目中你认可的人你会特别认可他，特别喜欢他这个人，喜欢咱的人也会特别喜欢咱，贴一篇东西，迅速就会得到朋友们很热情的鼓励。韩东是我认为少有的那种愿意把自己的热情一股脑倾泻给身边朋友的人，鼓励你写写写，这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他把我的其中一组小说发表到《今天》上了。因为是韩东给我推的，我就更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多重的感觉，一是小说写作上有成就感，再就是得到了我最希望得到认可的人的认可，那感觉特别美好。

说到这本书里的同名小说，我是按照长篇小说去结构、构思的，第一我是比较懒惰，第二也是没有写长篇的经验，我把这种情况就跟韩东做了交流，韩东给我打来电话，我感到很激动，他说话的声音现在还在我耳边，他告诉我，老谈，你没有问题，你不用考虑这么多，你肯定能写成，肯定能行。我当时一股热血上来，用了十个月时间把它写完了。我对这篇小说的打分不是很高，给自己打了个七十分。这篇小说里有很多结构方面的技巧，也塑造了很多人物，整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黑色幽默等各种元素都有，但要说它有多好，用我自己的标准我不认为它有多好，因为我的标准是感情投入越多的东西、越打动我的东西才是好小说，这是我的主观看法，但是有时候你不见得能写出来。这篇小说我也有投入感情，但不是那么强烈。不过它有它比较有趣、比较好玩的一点。

新京报：刚才说到出版，写作这么多年，目前出了第二本书，可能在同样的时间里有的作家已经出了十几二十本。关于这一点，你自己怎么看？

谈波：实际上现在出了两本，我觉得已经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在后记里也提到了，就是孙犁先生说的，“我总要在这一生里，写那么薄薄的一本小说出来才好，这是我努力的方针。”两本已经超了。这是从积极方面说。从消极方面说，确实我也比较懒惰，一直处于业余的状态，愿意待在舒适区。刚才说回到读书，读书确实好，但读书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区域，有时候可能需要走出来，这“薄薄的一本小说”，不见得非得是你只写出来这么一本薄薄的书，可能应该是稍微多写一点，最后选一本薄薄的书。这也跟个人的能量和能力有关系。

“我用感情来衡量”

新京报：说到这本《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在豆瓣上反响还是很好的，有4000多人点“想读”，关于这本书的市场反响，你个人有没有一些想法？

谈波：我不能说是在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这都算正常。我在写每一篇的时候都用心了，我在写每一篇的时候都要求跟前一篇有所不同，要有它自己独特的新东西。再说，通过大量的阅读，你有一定的鉴赏力了，可以跟更高的（小说）比较一下。我相信读者。只要你用心了，付出了，读者是有鉴赏力的，可以看出来。我很怕我的读者有一天成长了，回头一看说我被谈波骗了，写这么个破东西来骗我，所以写的时候，我就设想读者要比我聪明很多，我必须要全心全力地去奉献一种东西，才能让人家觉得你写得还可以。书写完之后，就进入一个读者和作者之间相互寻找知音的过程，遇到知音我就不客气了，你喜欢我，我感谢你，彼此都很开心。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谈波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1月。

新京报：说到写作的时候会跟“更高的小说”比较一下，这些小说有哪些？

谈波：也不外乎那些大家老生常谈的名著，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美国文学里，几乎所有经得起考验的名著，都是值得一读的，但可能也有自己的偏爱，我是比较喜欢塞林格、菲茨杰拉德这一派，包括海明威，俄罗斯文学就是普希金、契诃夫，包括巴别尔，法国的莫泊桑、福楼拜，英国的哈代，要列起来就太多了。

新京报：看评论，有人说这部小说集“生猛”，封面上写的则是“火热”“市井”。尤其是近几年，这些生活里的东西在禁锢中被压抑着。你怎么看对小说进行评价的这几个词？你认为小说里的这些特质是小说在当下背景下能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吗？

谈波：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也很高兴能在这种无常、不确定之中，给大家带来一点能量，带来一种快活的活力。

新京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关注的可能是里面的“情”，“人之情”的那种“情”。无论故事怎么波折，底部的“情”往往是动人的部分。

谈波：你说得非常对。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从某一个概念、某一个主题、某一个归纳性的观念去延伸出什么，我用感情来衡量。当这个人打动了我，这件事打动了我，哪怕只有一个宝贵的闪光点感动了我，它就会长期留在我的脑子里。我创造的过程是一种模糊的、不是逻辑性很清晰的过程，一个东西打动了我，就老在我脑子里纠缠，进行化学反应，有一天就会被我抓取出来，变成小说。如果我把它写出来，如果我写得足够好的话，也会打动读者，这是我希望获得的价值。

当然，我以直觉的模糊图像（为基础）写出来之后，修改和整理的过程就必须得运用逻辑、运用技巧再梳理一遍，但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不允许把情感的东西破坏了，甚至稍有损害我都不愿意。我还是倾向于情感重的小说，包括我喜欢的作家塞林格、巴别尔，都不是咋咋呼呼的、故意显示“阳刚”之气的那种人，他们都是很敏感的人，有脆弱的心灵，保持着童心，这才是最宝贵的。但是小说的层次是多方位的，有人看到其他某些方面，我也高兴。当有人能看到我最核心的东西时，我是最高兴的。

“我更喜欢生活气息

浓郁的鲜活的东西”

新京报：还有一个阅读感受是，这本小说集的叙事速度和直接性。

谈波：从语言上讲，就是要简洁，这就避免了过多的铺陈。再就是“笔触”，前两天我看史航在鼓励我的时候提到，说我的小说属刀劈斧凿。如果用画来比方，有一种是素描，有一种油画，我这种可能就类似于木刻，线条狠，但也简洁，让人感觉有一种力度感，一种速度感。这也可能跟我看过的一些好电影的迅速切换有关系，也可能跟我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反正我忍受不了那种温吞水的、注水肉的感觉。

新京报：这种“简洁”和“速度感”应该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比如说语言的力道拿捏，包括对对话的掌握、对方言的运用。

谈波：对，语言的简洁不仅仅是少用几个形容词。少用几个词，把句子弄短，看上去简洁了，但如果整个意象没呈现出来，反而是另一种啰嗦，更假的一种啰嗦。简洁还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你得把你想象的画面用语言文字翻译出来，迅速捕捉出那种感觉，这必然要求你不能用那些老生常谈的字词和手段。内容和形式是一体的，相辅相成的，你的形式、技巧得跟上才行。有好多成功的先例，像海明威、卡佛都是简洁的，人家已经给你做出表率了，你就去学习。

《红色骑兵军》，[俄罗斯] 伊萨克·巴别尔著，戴骢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新京报：你提到海明威、卡佛这些人，还有巴别尔。其中巴别尔可能是最特别的。虽然他也简洁，但有些句子是很丰腴、华丽的，达到了局部的丰富和整体的简洁的统一。

谈波：对，他不避讳用形容词，不避讳用大量的比喻，非常鲜明，也非常有速度感、节奏感，那种速度感和奇幻感，电影都拍不出来，太棒了。有人光说他简洁，实际上他还特别丰富，他不避讳一切东西。现在回头看海明威，他就有点干巴巴的，有点过于追求形式，语言贫乏，语言的贫乏最终会导致思维的贫乏。巴别尔的小说就太丰富了，一个比喻就能激发你，这是一个作家最牛的地方，他解放了你，而不是给你画个圈局限在里面。好的作家是给你打开了一种方式，你看看，这画面多么美好，这个世界有一道你没看过的风景，你不知道如何去接受的东西可以通过我的形式看，巴别尔就是这样的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书叫《小说鉴赏》，是一本很好的小说集，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本教科书，当初看就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里面介绍了很多小说，也选了一篇巴别尔的《泅渡兹勃鲁契河》，它给改了标题，叫《进入波兰》。在这之前我没看过巴别尔，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因为在苏俄文学史上把他给彻底抹掉了，连介绍都没有，我看完觉得太好了，反复看，然后就去图书馆找他的书，根本就没有。无论是战争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排犹事件，对他的心灵都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跟塞林格一样，是一个特别敏感、特别脆弱的人，我觉得只有这种人才能真正在文学上贡献出一笔财富。那些胡写乱写的，特别是那种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作家，我不怎么信任他们。有一些也是很有名的，胡编那么多书，可我丝毫不信任。这类的小说第一只能翻翻，经不起细看，第二我也不愿意多谈，我不信任这些小说，觉得没什么意思。

《小说鉴赏》，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华伦著，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新京报：那在你个人看来，好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

谈波：有一个作家叫陆文夫，写《美食家》的那个作家，他打过一个比方，说写小说就是人走路，最重要的是两条腿，一条腿是主题，一条腿是生活。技巧就是两臂，你自然摆动它就可以了。我觉得他把什么是好小说基本上就描述出来了。有一些搞流派创新的，非要用两只手走路，那也可以，一看挺奇特的，挺吸引眼球的，怎么玩都行，有人技巧玩得很好看，他们是天才，他们大头朝下走路你也追他不上。但我个人更喜欢生活气息浓郁的鲜活的东西。

《美食家》，陆文夫著，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6月。

新京报：这部小说集故事性强、戏剧性强，暴力和性的元素也比较多，在故事的开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你个人怎么看？

谈波：这确实是我没有免俗，是我唯一讨好读者的地方。不可否认，一个“奸”，一个“杀”，这两个主题是有史以来所有戏剧、电影、文学不可回避的，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把这两大主题元素统统给去掉。可能它们也是我个人的两大兴趣点。

新京报：比如刚才说到的塞林格，他的一些小说，有些没有那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元素也不多，有些小说就像一声轻轻的叹息，留给人的印象又那么深。

谈波：这是我追求的另一个方向。我有写这个方向的小说。我在上本书里也有几篇这类的，甚至我在早期写作的时候，已经写过类似的作品，只是都没得到呼应。

我曾经写过生活中的一个“真事儿”，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我一个朋友爱收集旧物，他告诉我说，有一个老太太要卖家里的表，是一个德国老钟表，要卖五百块钱，我那天正好打麻将赢了点钱，我朋友就拉我去了。结果去了以后老太太说不想卖了。老太太坐在床上，虽然岁数挺大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表就挂在墙上，她反复讲这个表好，仍然能跑，还挺准的。我们俩一开始误以为她要抬高价钱，因为她老强调这个表好，说以前表外面还有装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怕“破四旧”给砸了，把装饰都撬掉了，老太太就这样很平和地讲，后来问多少钱能卖，老太太说，多少钱我也不想卖了，这是我出嫁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礼物。她说这话的时候，那眼神就像回到了她的少女时代一样，这打动了我。

我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写成一篇小说，觉得自己写得挺好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兴致勃勃地给投稿，得到的反馈是说你这个小说既没有内容，也没有什么情节，不算小说，并建议我多看看他们杂志发表的小说，好好学习学习。我很无语。这篇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方向，那种向度上的，很轻很淡但很要命的小说。

我同时投了两篇，另一篇是写我家搬家。我妈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母亲了，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那次搬家的时候，东西先搬到门外，我妈叫我在门外看着这些东西，因为外面就坐了两个老太太，她们是等你家搬完了之后剩下点儿破烂，捡一捡好卖点钱。两个老太太看见我出来，向我露出带着讨好的微笑。我这个孩子就脸发烧了，不愿意让人认为我是来看着她们的，就装作是在玩耍，我妈出来，用不太友好的眼神看那两个老太太，并责备我不中用，我心里很难过，说不出来的一种难过。两个老太太为了化解尴尬，就相互间说些轻描淡写的玩笑话。正是这种细腻的尴尬，我给写进了小说里，把自己真正觉得人生美好和不美好之间（的矛盾），或者不美好要摧毁美好的一瞬间给写出来了。可惜没有找到知音。

“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新京报：后记里最后一句话你说要“百无禁忌地写”，这其实也是比较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自我限制，或者陷入模仿的窠臼，都没办法做到百无禁忌。

谈波：这个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不忘自己写作的初衷，只写自己喜欢的，跟自己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东西。再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不想出版，不想发表，那么做到百无禁忌不难。史航给我的解释是：“你只要老老实实了，就必然会百无禁忌。”因为你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了。就个人来说，我是要无限趋向于自己内心的那种最真实、最打动我的感觉。

作为一个无论从事艺术还是从事写作的人，一定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那种感觉，哪怕你刚刚开始写作，也应该有种天下无敌的感觉，你如果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学生，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干点别的去了。

新京报：看给你写的一些简介，对你的身份定位有一个是“东北作家”，你怎么看这个身份？

谈波：我觉得也无所谓。可能每一个作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作家”，这两个字就够了。再贴一个额外标签，那是别人的事，可能也便于认识，从地理上讲我也确实是东北作家。

新京报：你是大连人，在这本小说里，“大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谈波：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地理环境中的人，这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某些习俗，你还要受当地口语的影响，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大连作为一个东北城市，有它自己特点鲜明的地方。前两天和我的好朋友、导演高文东探讨大连话的海蛎子味儿，高文东说，为什么有这种海蛎子味儿呢？因为大连海边风大，讲话的时候得用围巾啥的把嘴给堵上，用鼻子发音，再加上冻得鼻子里老有鼻涕，讲话时鼻音就特重。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地域的方言就找到根了。

大连海边雪景。（图/IC photo）

大连开发比较晚，原先就是个小渔村，后来俄国占了，搁这儿建城市，日本把俄国打跑了，又建城市。后来闯关东的山东人从海上过来，先在大连落脚，在大连能找到工作就定居了，找不着工作的就继续往北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黑龙江，这是闯关东的海上路线。还有一条陆上路线，从河北、内蒙古那边穿过去。海上路线到大连的人，多数都是从山东过来，这些人口音上也跟山东比较相近。

最近这二十年，东北这些人又开始回流，因为东北整个大工业也萧条了，回流到大连这些人里年轻人少，大都是过来养老的退休的人，大连的气候比其他东北城市好一点，所以我现在的左邻右舍基本上是一些“纯东北人”，现在大连的东北元素就很丰富，而且过来的那些人都是些年龄大的、有故事的人，我很愿意跟他们聊天，（收获）挺丰富的。

再说整个东北，绝对是有它的特点的。东北当初的铁路网几乎是内地的总和，那条中东大铁路直通莫斯科，通到欧洲。作为日俄争霸影响下的东北，一方面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虽然这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但相对于本土算是新鲜的。

从地理位置上东北也有鲜明的特色，三条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再加上辽河，物资很丰富。我七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大连，我一看，满山满坡全是草，没人捡。我在山东，家里最缺的就是烧的草，到刮风天，我们这帮小孩就拿个线去穿刮下来的树叶，回家妈看了都挺高兴的，大连满山这么厚的草都没人捡，物资太丰富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肯定是活泼、开放、乐观。整个东北也是这样。再往前推，辽金那个时代，东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少，人的性格比较热情奔放，更向往自由，这种文化基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在的东北人。

东北这几个大城市有好多共同点，像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1945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现代化城市的规模，所以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街道文化。后来好多大工厂大企业的规模都是几万人，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一夜之间全垮掉了。这个打击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的年龄正好是四十六七岁，上有老下有小，我虽然没身受其害，但是我的亲戚、我的同学有很多都遭到这个打击。他们最终还是走出来了，但也毁灭掉了一批人。

采写/张进

编辑/张婷 王青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