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普经典《时间简史》中，霍金将“时间”看做是宇宙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

但你知道么？

事实上，每天都在我们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那一串用字符来显示的“时间”，却是人类硬生生“发明”出来的。

如何对“时间”进行更为精确的定义、展现，无论在过去和未来的哪个时代，都是需要各种尖端科技齐上阵的大课题。

在“时间”的背后竟然也暗含着激烈的国家角力，而这，也许正是关于“时间生产”这门历史的常态。

作为人类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计时工具——钟表，便由一场场战争催动，从占据几层楼高的庞然大物而慢慢变成了掌怀中的可玩之物。

战争，要求它更准时、更便携；而和平年代，一块小小的腕表，也能在职场中掀起暗流，成为彰显身份、实力的工具。

今天，阿信就结合“商务范”范主邓潍的新书《时间的战争：五百年钟表博弈史》，从时尚看历史，讲述钟表背后的故事。

瑞士，是如何变成地球“制表一哥”的？

现在，让我们步入正题，正式迈入改变钟表历史的第一场大战，看看一场由宗教引发的战争是如何改变“制表一哥”瑞士的命运的吧。

如果要问哪个国家造的腕表最有名，恐怕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名字，就是瑞士。

这种印象的产生，一方面要归因于品牌效应：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宝珀、宝玑、爱彼、积家、劳力士、万国、欧米茄……每一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牌子。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瑞士人制表的历史确实很悠久。瑞士制表业的萌芽差不多是与明朝嘉靖皇帝同时代。

通过几百年的积累，瑞士人把制表做成了国家名片，顺便给“瑞士制造”四个字赋予了与精密、品质相关的意涵。

瑞士是一个把腕表机芯印在钞票上的国家。把10 瑞士法郎的纸钞翻到背面，就能看到一个由摆轮、游丝、擒纵、齿轮组成的机芯，正在驱动时针与分针。

因此，送它一个“制表一哥”的名号也不过分。

瑞士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为41284 平方公里，比齐齐哈尔市还小一点，四大语言区泾渭分明，德语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法语区其次。

如果把今天的瑞士制表工业地图和它的地形图相互对照，我们还会发现很多完全一致的名字：日内瓦、汝山谷、纽沙泰尔、拉绍德封、比尔、沙夫豪森……

在瑞士的西部形成了一条自南向北的“制表带”，而这些钟表城除了比尔与沙夫豪森，其他无一例外都位于法语区。

法语区包括日内瓦州、汝拉州、纽沙泰尔州和沃州全境，堪称瑞士制表的“总部基地”。

像日内瓦州就拥有江诗丹顿、百达翡丽、萧邦、劳力士、法穆兰、罗杰杜彼，汝拉州则有里查德米尔的总部，纽沙泰尔州是雅典表、真力时、伯爵、芝柏表、帕玛强尼等品牌的大本营，沃州则是积家、爱彼、天梭的老家。

除此之外，传统上属德语区的伯尔尼州、弗里堡州和瓦莱州，也有部分地区说法语，像宝珀、浪琴、百年灵就诞生在伯尔尼汝拉境内。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瑞士的制表业会兴起并扎根在法语区，而不是经济水平更发达的德语区呢？

故事还要从15—16 世纪还是欧洲珠宝业中心的日内瓦说起。彼时的日内瓦珠宝业繁盛，有其社会文化的基础，那便是天主教和贵族阶级。

然而谁也想不到，当时间来到 16 世纪最初的 30 年，日内瓦人竟然会和天主教一刀两断，而曾经昌隆无比的珠宝业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厌恶而宣告完蛋，取而代之的便是制表这一行当。

与这一切紧密相连的，是发生在邻国法国的残酷宗教战争，以及被迫发生的“产业大迁徙”。

简而言之，瑞士的法语区之所以能成为制表的黄金地带，新教与法国难民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著名的禁欲圣人约翰·加尔文是一个力图以新教革新天主教的神学家，被法国人视为叛徒，被迫流亡至日内瓦，并将自己的禁欲教条传播至当地。

而且随着法国国内反“宗教改革”呼声日隆，一大拨新教徒像加尔文一样逃到瑞士，新教原本就容易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传播，因此很多手工业者都成了信徒，其中就有不少钟表匠。

要知道在当时，法国是数一数二的制表业强国。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法国人已经拥有把钟表小型化的能力。

当时法国的制表业中心是布卢瓦，很快，制表业便扩展到了巴黎、第戎、里昂等城市，并迅速组织起了钟表匠行会，而这些城市也恰恰是宗教改革中传播新教的中心，因此很多钟表匠都成了新教的信徒。

当来到日内瓦，这些逃难的钟表匠发现这座城市是一片创业的蓝海。

而一切的前提，就是加尔文并不反感钟表，因为珠宝是多余的装饰，钟表却是宗教生活的必需品。

于是，当地珠宝商很快就和新来的钟表匠联起手来，把日内瓦从曾经的珠宝城变成了今天的钟表之都。

日内瓦是瑞士制表业兴盛的起点。

后来成为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的卢梭就是日内瓦人，1712 年出生在一个制表师家庭。他家从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做表，堪称三代制表世家。

从小就泡在制表工坊里的卢梭，虽然长大后没有承袭父业，但老家的朋友圈里还是有不少人干了这一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让-马克·瓦舍龙。

让-马克·瓦舍龙作品

这个名字可能听着陌生，但他创立的品牌却十分响亮，叫作江诗丹顿。

西洋钟表，怎么就变成了中国皇帝的心头好？

中国人与西方机械钟表的相遇，还要等到 16 世纪中期才开始，这时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活动。

传教士们为了和中国的官员搞好关系，不少都把新奇的西洋钟表作为“敲门砖”。传教士们把钟表送进皇宫的梦想，则在 1601 年由利玛窦实现了。

这年是万历二十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呈了礼物，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而皇帝对两座自鸣钟尤其感兴趣。

明清交替之后，欧洲客商、使节与中国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也经常携带欧式怀表、自鸣钟等来到中国。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几代皇帝，都和自鸣钟“交情匪浅”。

顺治皇帝就很有时间观念，“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而他的儿子康熙皇帝就更爱钟表了。康熙皇帝还在端凝殿南边建了自鸣钟处，专门存放、研究自鸣钟。

雍正帝也在诸多贡品里独爱钟表，曾写诗说“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当时，进口的西洋钟表以英国产品居多，其次是法国、瑞士等国家的产品。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中外钟表仍有 1500 余件，而对这些收藏贡献最多的，毫无疑问是“大清第一钟表玩家”——乾隆。

有趣的是，乾隆皇帝的一生还恰巧与西方钟表大发展的时代完美平行，无论是瑞士制表因宗教战争兴起还是英法经度之战，都完整地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

乾隆登基的 1735 年，贾汗-雅克·宝珀在汝拉山区的小镇上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发兵出征准噶尔的 1755 年，江诗丹顿的创始人让-马克·瓦舍龙成为日内瓦“阁楼工匠”的一员。

乾隆有一座爱不释手的“写字人钟”，是英国钟表匠蒂莫西·威廉森和瑞士制表商雅克德罗联手打造的。

该钟共有四层楼阁，高 2.3 米，内部暗藏很多机关。每当上链后启动装置，这位机械人便可以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写字时头还会随之摆动，引得乾隆皇帝甚是惊喜。

所以说，如果在瑞士的诸多腕表品牌中，找一个和中国最有渊源、把乾隆皇帝的喜好拿捏得最准的，那么雅克德罗可以说当仁不让。

雅克德罗的创始人皮埃尔·雅克-德罗是个瑞士人，1721 年出生在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在家族长辈的熏陶下，他对钟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拘泥于做表，更喜欢把自动玩偶等精密机械装置融合到钟表中。

1775 年，雅克-德罗在巴黎给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展示了三尊类人自动玩偶：作家、画家、音乐家：

这三件作品在当时欧洲的上流圈一炮而红，后来两次回访巴黎展出，还去了伦敦、里昂等城市。

目前北京故宫一共收藏了 13 件雅克-德罗的钟表作品。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卖给乾隆皇帝的一座鸟笼钟。这座钟今天还收藏在故宫钟表馆，正式名称叫“铜镀金转花自鸣过枝雀笼钟”，据描述：

机器启动，小鸟左右转身，展翅摆尾，在两横杆上往返跳跃，并发出抑扬不同的鸣叫声。随着乐曲声，笼内圆筒开启，内有水法转动，酷似瀑布，顶端的宝星花交错旋转，光芒四射。

1865 年，工程师弗雷德里克·伊德斯坦创立了一家名叫“诺基亚”的造纸厂。140 年后，这家公司成为全球手机行业的霸主，开启了人类的手机时代。

两年后的 2007 年，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发布了 iPhone手机，从此智能手机的狂潮席卷全球。

手机的普及化与必需品化，再次改变了人们看时间的方式。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新时代的怀表，而佩戴腕表则从过去的刚需，变成了如今的个人习惯。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发明之一的钟表，在更遥远的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时间还在继续，人类去刻画它的努力，就不会终结。